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六厂二校”之一。所谓“六厂二校”,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等六个工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学校,由于“六厂二校”的军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一些老帅、     

江青被捕前突访二七机车车辆厂

我们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年是铁道部直属中央企业和著名的“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者注）之一。作为全国知名的先进企业,每逢重要节假日常有中央领导到厂慰问。我当年是厂里的工程师,曾有幸当面向朱德、邓颖超、徐向前等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     

清华武斗与宣传队进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是“文革”期间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它不仅是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北京大学里的“监狱”

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还有监狱？当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个文题一下子就蹦了出来。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开风气之先，或好的或坏的都有。最大好事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杂志由陈独秀初创于上海，落脚北大之后才阵容扩大，论锋逼人，震动全国，其影响、薰陶或刺激的可堪称中国之最；可最大坏事是什么？那就是“文革”之初，出现在北大墙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读过北大校史，仅从史料知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设有监狱。1919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有四五千人之多，群情…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将培养高级人才而又汇聚了大量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校也卷入其中。其中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社教试点。北大社教,实际上是北大“文革”甚至是全国整个“文革”的预演和序幕。请看《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一文。     

收藏“文革瓷”

“文革”经过３０多年的沉淀,人们对这段历史已级逐渐淡忘了。那些曾经在千家万户中随处可见的“文革”间的工艺品、宣传品、日用品绝大多数已被毁损、抛弃或流失。可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一股收藏“文革”文物热。人们热衷于收集毛主席像章。语录、邮票,但也有人目光转向“文革瓷”,北京古玩城拍卖行的副总经理耿金友先生就是收藏“文瓷”中的一位佼佼者。“文革瓷”是指文革期间生产制作的、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生活及工艺陶瓷品。这个时代的瓷器在设计制作上很少考虑艺术美感、装饰效果,而是刻意追 求政治主题和思想内容。题材多为毛…     

中国首台高端光刻机赴法国参展记

<正>1969年“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大批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农场,在“工宣队”督导下“改造思想”,跟贫下中农学种水稻,精密仪器系的青年助教徐端颐也在其中。1970年的一天深夜,北京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命令徐端颐立即返回北京,有重要任务。回到北京后,徐端颐才知道,原来是要他负责研制国家半导体工业和国防工业急需的关键设备——“自动光刻机”。     

亲历音配像工程（九）：＂给程派配像，我是尽忠尽孝尽义了＂（下）

“文革”期间京剧遭受严重破坏 “文革”十年,京剧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我们这些京剧演员则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从“围剿”到反“围剿”——一名苏区红军的传奇经历

刘琦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时主要从事情报侦察等工作。1943年春从新疆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任职于东北、华南,此后任职于交通部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组长。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1966年6月初,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火线,转到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巨浪中挣扎。幸而本人出身“红五类”(即指家庭成分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的人),生性又较为平和,才平安而平庸地度过了十年     

我眼中的邓颖超大姐

1966年“文革”暴风雨骤至,我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此后几年我和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即割断了一切联系。倘若在平常的日子,每年我们都会有三五次去探望他们,在会议或工作上的接触还会多一些。“文革”期间,从     

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

北京西北郊的秦城监狱,是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原是关押重要战犯、特务及大案犯之处,文革中成为“四人帮”迫害干部、知识分子的据点,文革后又成为关押“四人帮”之所在。秦城监狱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见证了时代风云变幻。当年参加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曾在奏城监狱工作3个月,在《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一文中回忆了亲见亲闻。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上译厂的灵魂陈叙一老厂长

<正>“杀”进译制片圈还在上海电影厂工作的时候，我就多次参与了上译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工作。“文革”期间，虽然拍电影的机会很少，但上译厂有很多内参片需要译制，本厂演员不够用，就找电影厂的演员去帮忙配音。我能去上译厂配音，是因为前辈演员卫禹平的推荐，拍摄《金沙江畔》时，我们在一个剧组，他跟我关系很好；后来他调去了上译厂，当了译制导演，就把我推荐给了上译厂的陈叙一厂长。     

我向邓小平写信求助——一个造反派的“文革”杂记

人们有可能想到,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以后,会有一批“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老学者向邓小平递交申诉求助信,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恢复工作,但恐怕不会有人能想到我这位北京大学的支持聂元梓的“造反派”也向邓小平递交申诉信求助,问题同样很快得到解决,恢复     

我的母亲刘清扬

1973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让我去探视在监内的母亲。自1968年2月母亲在“文革”期间被抓走,我们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母亲出了什么事?病了?还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专案组指定的地点(复兴医院东侧的一个小楼),好不容易才等到探视时间。一辆小车推着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