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地区五座经幢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正> 近几年来,笔者陆续对豫北地区的新乡、汲县、温县和沁阳等四县的五座经幢进行了调查。这五座经幢中,有唐代的三座,即新乡县开元四年、开元十三年经幢,沁阳县开元十八年经幢;五代的两座,即温县天福二年幢和汲县开运二年经幢。这五座经幢现保存都较完整,均由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组成。现将调查结果简报如下,并对有关的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供研究者参考。 新乡县开元四年经幢     

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初探

因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经幢盛行于中土大唐,流播五代、辽、宋、金。经幢造像为经幢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叙录了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844年)经幢所镌佛教造像,通过图像与经文的比照,初步考证其主体造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与经文的变相,揭示了经幢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清康熙六十一年经幢》考

《清康熙六十一年经幢》是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该经幢形制较小,但保存完整,详细记录了建幢缘由、发愿文,以及建幢者和工匠的信息资料、造幢时间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文章通过对经幢的形制、刻文等诸多信息研究,考证该经幢的功用、所处时代当地民众信仰、民间习俗,以及建幢人族源情况和匠籍制度。     

东莞南汉大宝五年石经幢民国拓本研究

南汉大宝五年石经幢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经幢有两套民国拓本,涉及多位岭南名家,为文物本体与区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章通过释读拓本的题跋及钤印,分析两者的由来及其之间的关联性,重点阐明其在考辨经幢及其文字、记录经幢本体状况以及反映近代岭南文人交游情况方面的价值。     

探赜索隐 古代道教经幢钩沉

<正>道教经幢是以道教信仰为中心,在吸收传统丝帛质幢、幡后,又在唐代佛教经幢带动下而兴起,更在皇权政令推动下率先流行于全国。道教经幢作为道教文化遗迹,虽然数量有限,但却是道教碑刻的典型形式,并在古代石幢中占有重要地位。大概由于道教经幢数量少及佛教经幢率先兴起的缘故,目前学术界通常站在佛教文化领域,将道教经幢视为佛教经幢的产物,并进行捎带性陈述。缺乏在道教视野中对道教经幢予以独立探索。随着道教考古新发现以及道教碑刻文献整理的推进,一些道教经幢得以重现于世,虽然道教经幢的总量仍十分有限,但却足以支撑在道教信仰视角下,对古代道教经幢进行一次有益的探索。     

河北临城北宋顶尊陀罗经幢考

顶尊陀罗经幢原位于河北临城镇两口村崇福寺南大殿中,现存临城县文物保管所,修建于北宋嘉五年(1060)。本文对经幢所载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加以录文,并分析了经幢的建造缘起、北宋河北临城地区陀罗尼信仰的状况。此经幢为研究河北佛教史、文化史提供了又一实物资料。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吴越国经幢初步研究

10世纪的钱氏吴越国大兴佛教,多建寺塔,但经幢遗留至今者不多。本文通过对历代方志、史料、金石志、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调查资料进行梳理,整理出目前已知最完整的27处40余座吴越国经幢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吴越国经幢的体量、形制、施建人、刻经等,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功能、布局、建造顺序、重修唐幢等问题,对于吴越国经幢有了初步的整体性认识。     

昆明大理国时期地藏寺经幢

<正>昆明市博物馆古幢厅中的大理国时期地藏寺经幢,是1919年在瓦砾废墟中发现的。1982年,地藏寺经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藏寺经幢高6.7米,七级八面,由五段砂石榫卯连接(图一)。经幢通体雕刻密教佛、菩萨及天龙八部共300尊,构思巧妙,布局严谨,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国内现存经幢中较为精美的一座,代表了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佛教艺术的卓越成就,见证了云南佛教发展的历史。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的刻立与不空三藏后事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语陀罗尼经幢,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尼文化交流的象征,故多命名为"中尼合文陀罗尼真言经幢"。本文通过对经幢刊刻内容的分析,以为其当称作"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唐建中二年(781)刻立于大兴善寺,其性质和尼泊尔没有关联,而应该与不空碑同属于不空三藏卒后的礼仪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