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准噶尔普尔铜钱

准噶尔由西蒙古部落（卡尔梅克、卫拉特）于14世纪联合组成,至17世纪建立了准噶尔汗国或卫拉特汗国（1630-1757年）。汗国与周邻-在西部与哈萨克部落,在南部与企图控制新疆的清王朝军队经常发生战争。1700年准噶尔最高汗策妄阿拉布坦（1691—1727年在位）进攻新疆南路,并征服了叶尔羌汗国,他下令发行了铸有自己名字的普尔铜钱。这种新钱的一部分作为贡赋运往北疆。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在位）也发行了铸有自己名字的钱币,而将旧币以2：1之比兑换成新币。噶尔丹策零死后,没有再发行新币。准噶尔汗国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清军平定,准噶尔普尔铜钱被改铸成标准的中国式钱币,名为“红钱”（redcash）。“普尔”这一名称在新疆钱币系统中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关于准噶尔普尔的进一步考证研究

有关对准噶尔普尔的认识和研究，虽然我们已进行了多年，但由于资料欠缺，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明确，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如：准噶尔普尔到底有几种款式?其正背面的铭究竟使用的是何种字?到底有没有银质普尔?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以期拨开迷雾，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     

新疆铜元（铜普）的特点及其最早出现和最后退出

新疆铜元形制精巧,大小一致,减重最少,曾一度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称它为“铜普”。“铜”是汉语,“普”是“普尔”的简称．“铜普”是维汉双语化了的铜钱名称。     

准噶尔普尔版式探究——兼谈需要商榷的两个观点

2003年金秋时节,笔者自乌鲁木齐市获得100余枚准噶尔普尔。这些普尔的锈色全都呈青绿色．并带有薄薄的锈粉和土黄色尘土,显属同一坑口所出。普尔文字打制深峻,部分边沿的余铜高高突起,象是来不及打磨就投放到了市场,有些看上去几乎未曾流通。经清理分拣,在这100枚普尔中,仅一枚是噶尔丹策零普尔。普尔的大小比较均匀,经称重．100枚的总重量为759g,平均每枚重7．59g。     

清代伊犁“宝伊局”与“咸丰当百”大钱

18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清政府在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贸易、征税、发放薪饷和财政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在新疆铸造与发行新的货币：在南疆地区对准噶尔时期通行的“圆形无孔”的普尔采取了改造政策，设局铸造了属于中国货币体系的新普尔钱一红钱；在北疆地区设立“宝伊局”，自铸制钱。本文对伊犁“宝伊局”及其铸造“当百”大钱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两枚准噶尔普尔复打币

闲暇之余翻看自己收藏的钱币,有几枚面文字上面一些细小、但纹路非常明显的准噶尔普尔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手头现有的几种版式比对,发现是一种复打币,即：在策妄阿拉布坦钱体上重新打压上噶尔丹策零的字号。下面是几枚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带有纹路钱币的比对钱币（见图一：1,策妄普尔;2,策零普尔;3,4,复打币）,重新打压之前残留的旧钱痕迹清晰可见（图二：四枚背图）。     

乾隆解决新疆问题

一、西北威胁 从明朝以来,准噶尔汗国一直是中原帝国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部落,长期生活在新疆、青海一带,它和今天外蒙古、内蒙占的蒙古人分别叫做漠北、漠南、漠西蒙古,它还叫做“西蒙古”、“厄鲁特”、“卫拉特”、和“瓦刺”。明朝,其首领也先,曾经发动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     

清康熙帝对准噶尔政策的演变

十七世纪后半期,我国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已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强大政权,其首领噶尔丹与清遣使贸易,在政治经济上与清保持了十多年的友好关系,但随着准噶尔政权实力的增强,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严重威胁清朝的北部边境,康熙帝充分利用、发挥宗教上层人物和当地民族上层人物的影响和作用,力图使准噶尔和平归顺。由开始的“柔远”“安抚”到最后的“剿抚并用”是由许多历史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这一政策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和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反映了清朝国力的不断增强,为最终清朝统一准噶尔奠定了基础。     

云南大姚"白塔"形制试探

位于云南大姚城西半公里之文笔峰上的“白塔”,形制十分独特,不获见于别的地区。综合考察,笔者以为其形制应是准拟无缝塔而来,当为无缝塔形。     

吐鲁番维吾尔人东迁瓜州记

吐鲁番盆地东接哈密 ,西通天山南麓各绿洲 ,北达乌鲁木齐 ,是通往南北疆的重要孔道 ,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十七世纪准噶尔贵族叛乱 ,其头目视吐鲁番为命脉之地 ,对吐鲁番维吾尔人进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 ,“分住十七城 ,服属于准噶尔 ,岁有纳输”。“每年纳布袍二百五十件 ,白布二百十五匹 ,棉花二百斤 ,葡萄四十担”。还要受准噶尔贵族驱使 ,服各种劳役。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人对准噶尔部暴敛掠夺十分怨恨。康熙五十九年 (172 0年 ) ,清军第二次进击吐鲁番盆地时 ,辟展、鲁克沁、吐鲁番回部首领相继归附清军 ,吐鲁番额敏和卓率部归…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郑州地区空心砖墓的初步研究

本文通过对郑州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分析,总结该类墓的形制变化规律,把其发展分为战国时期的滥觞期、西汉早期和中期的发展期、西汉晚期的繁荣期和东汉早期的衰落期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之上,认为其形制发展体现着“第宅化”的趋势,从墓葬等级、人物形象和铭文等方面综合考察空心砖墓主人的身份,并从经济、生产技术水平、社会和自然因素方面分析...     

吉林有节石铲初论

于吉林省境内发现的石质生产工具中,有一面扁平一面琢磨凸起有棱的石器,形制很是独特,考察其形制与使用特点当是适于翻土或发掘的石铲,又因其胴体所饰凸棱呈竹节状最具特征,所以本文称之为“吉林有节石铲”。     

关于墓志形制的几个问题

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葬品,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本文重点论述墓志盖出现的时间、原则以及盝顶式墓志的文化内涵,认为盝顶式墓志的形制原形来自于祭祀的明堂,其代表“天圆地方”的构形,不仅影响着地表上关乎“礼”的器物,同时也影响着墓葬的形制与袝葬明器。     

清朝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

从康熙中期到乾隆二十年前后,清政府与准噶尔势力之间曾经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其间清朝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军费,其总数恐怕达亿两。把这样巨大数额的银币投入到与准噶尔作战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如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不仅对这些地区,而且对华北地区乃至整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朝与准噶尔势力对立抗争时期,也正是清朝前半期经济持续繁荣时期。清政府对准噶尔作战促进了人、金、物的流动,扩大了西北地区的统治领域,因军粮自给的需要,汉人开始向这一地区发展,以至后来设置新疆省而使西域“内地”化。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银币,不仅使这些地区经济活跃,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枕可以怨

如果将这件黄杨木枕放在一间现代美术馆内,相信会贴上一个“解构主义”的标签。斫黄杨木一截,中间剖空,两端减地起棱,辅刻阴线,以象竹节,其形制与唐宋时期的陶枕相近,呈亚腰之长方,形制与装饰悖谬,使之原生态被“解构”,进而产生了一种颠覆视觉经验的审美歧义。     

"曾姬无卹壶"器名补说

“曾姬无卹壶”于上世纪30年代,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中,共有两件。其形制为方口,有盖,盖有四“S”形纽,长颈,垂腹,方圈足。颈部附两虎形     

天下重器出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也称虢盘,它器形硕大,形制和铭文独特,是享誉世界的青铜重器,与毛公鼎和盂鼎齐名,清代金石学家鲍康赞其“一时罕有其匹”。     

“洪武通宝”花钱鉴赏

“洪武通宝”钱,系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铸。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版别多种。小平钱除普品多见外,大钱传世不多,我藏有一枚“洪武通宝”钱,形制折五,其铸造特殊、不同一般的折五钱。此钱背铸有一人物牧童及生畜水牛图案,牧童座在牛背上。两手捧着芦笛,形制是在吹奏音乐。生畜的特征是牛头面部两角为筛箩圈角形,面部朝右侧,前两腿、左脚弯曲提步,左脚落地、后两脚起步行走。     

新疆红钱杂陈

乾隆二十四年(1759)始铸的新疆方孔钱通称“普尔”(维吾尔语,意即“钱”),因系红铜所铸,亦称“红钱”。旧时代交通闭塞,搜集实物困难,研究缺乏资料,故无专著问世。近年来,大量出土,时有信息,研究工作方兴未艾。今择红钱小平数品,略加陈述,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