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在他的诗歌中能积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梁启超曾经把丘逢甲称为晚清"诗界革命巨子"。当代著名的清诗专家钱仲联对丘逢甲在"诗界革命"中的作用也高度肯定。本文主要探讨丘逢甲诗歌的主要特征和他对推动"诗界革命"发展的作用及其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作出的杰出贡献。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

关于“诗界革命”的源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在戊戍变法前一二年提出的。《中国学史》说：“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而不及黄遵宪。这种观点极有代表性,但值得商榷,原因有二：     

关于丘逢甲的籍贯

丘逢甲 (1864-1912)字仙根,又字仲阏,号蛰仙,笔名仓海,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豪和爱国诗人,曾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之巨子”,关于他的籍贯,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广东蕉岭人;二、台湾彰化人; 三、台湾苗栗人。     

论辛亥革命对岭南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岭南画派和粤剧改革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亦成为“艺术革命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在前,孙中山革命于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同时,亦大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如其《班定远平西域》,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1]。     

谈“丘”与“邱”——读史树青《邱逢甲自书诗轴》

读《光明日报》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载史树青学长《邱逢甲自书诗轴》,颇多启示。因《岭云海日楼诗钞》题作者名为丘逢甲,而“自书诗轴”署名为邱逢甲,故文中谈到姓氏问题,他说: 关于邱逢甲的姓氏,近年一般人都写成“丘”,从这件手迹看,署名作“邱”。此“邱”字作为姓氏并未列入简化字,古与“丘” 通用,但在姓氏中,“邱”与“丘”是有区别的。所说在姓氏中“邱”与“丘”有区别,是也。但言尚有未尽,特为补述求教。 《尔雅》有释“丘”篇,《说文解字》“丘”、“邱”并见,古文作业。古代以“丘”字为姓者,复姓中有左丘、吾丘、龙丘、丘等。如左丘明,是相传《左传》的作者;汉有吾丘寿王,《汉     

夏同和与丘逢甲的一段交往

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又名仓海,祖籍广东省蕉岭县,生于台湾省苗栗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抗日保台志士。甲午战争失败后.日寇侵略台湾,他率领义军“抗倭守土”,浴血奋战二十余昼夜,最后因弹尽粮绝被迫内渡,回到祖居地蕉岭,仍念念不忘收复台湾。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梁启超称其为“诗界革命之巨子”。其创作的诗歌据说有万首之多,收集在《岭云海月楼诗抄》、《柏庄诗草》等集子里。其作品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     

朴实无华 翔实公允——评介《丘逢甲传》

徐博东、黄志萍合著的《丘逢甲传》作为“台湾丛书”之一,已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祖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丘逢甲传记,反映了近年活跃起来的丘逢甲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一读。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试论丘逢甲的开放意识

这首丘逢甲诗文中的“鹫章”,是指沙俄国徽上的雕鸟图案,而“老羌”,则是北方人民对沙俄人的称谓。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导致积贫积弱,列强则坚船利炮,乘虚而入,步步进逼。如今,即使再坚固的万里长城也抵抗不住沙俄的入侵。后两句则是丘逢甲的断言,假如此后金瓯无缺,重整山河,也不能象前代皇朝那样再闭关锁国了。如果说“更筑长城防不得”是丘逢甲对闭关自守政策的无奈和叹息,那么,“难效前皇复闭关”则体现丘逢甲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了。     

蕉岭诗人丘逢甲

晚清粤东嘉应州(今梅县市)有大诗人黄遵宪(公度)、丘逢甲(字仙根,1864——1912),丘稍逊于黄氏。丘氏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父亲是忠厚的私塾教师。祖先来自嘉应州(今蕉岭县),二世祖乃追随文天祥的岳飞曾孙婿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其明治维新观

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派中的王韬、郑观应、左宗棠,维新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以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对明治维新有所论述,希望从中吸取经验和力量,并为各自的政治主张找到先例和依据。其中黄遵宪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革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历经八载寒暑,呕心沥血著成了几百年来少见“奇作”的《日本国志》,形成了他对明治维新的独特见解。本文拟对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作简要评析。一、呕心沥血著“奇作”。黄遵宪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帝国国势日衰,西方列强不断侵人,一系…     

类士群体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初创

论文从早期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黄遵宪对新加坡文教事业的贡献,流寓文人邱菽园主导的文学活动以及卫铸生、丘逢甲、康有为等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三个方面,论证了一批华人"类士群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构新加坡本地文化空间、提高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素养的中坚力量。这个类士群体的形成离不开两任驻新领事官所创办的文学社团的辛勤培育,离不开寓居星洲的文化名人邱菽园的强力推动,也离不开过境文人的积极参与。这三方面的力量各有优势,缺一不可。     

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

从初登历史舞台与康有为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时期成为立宪派的理论旗手,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政治表演,大抵没有脱出过改良派的温和形象,所谓梁启超鼓吹革命,则是指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有过不少激烈言论,诸如“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为对的事实,其鼓吹革命的言论不是被视为假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缅怀著名抗日复台将领、诗人、教育家丘逢甲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首以《春愁》为题的诗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抗日复台将领、诗人、教育家丘逢甲在丧权割地的《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时所写。 丘逢甲(1864—1912),号仓海,原籍广东蕉岭县。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其曾祖父仕俊公始迁居台湾,成为当地望族。丘逢甲1864年12月26日生于台湾府苗粟县,他少小聪明,14岁中秀才,26岁中进士,并授职工部主事,却不乐仕途,返归台湾游幕和讲学。     

丘逢甲诗歌中的岭南情怀

丘逢甲是近代杰出的爱国志士和著名诗人,曾在甲午中日战后领导台湾义军奋力抗击日本的武装侵占,失败后忍痛内渡。先后在祖籍镇平（今蕉岭）和潮汕一带居住和活动,晚年居于广州,从事政治、教育和文学创作等,是近代岭南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一生不曾间断诗歌的创作,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岭云海日楼诗钞》是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诗集,收诗共1800多首。囊括了他从台湾内渡后直到去世之前的全部诗歌作品。这部诗集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是近代中国“诗界革命”的一块丰碑,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客家先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的化述中浮现着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民间化。他们对民间化的现代功能进行阐发与张扬,利用民间歌谣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1899年,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邱逢甲的南洋之行

一　引言丘逢甲 (186 4- 1912年 ) ,中国历史上力谋抗日保台的爱国志土。清末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家、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真诚朋友。1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年 ,“丘逢甲”这个名字不仅在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 ,而且其声名还远播海外 ,特别是华人聚居较众的港澳及南洋一带。有关丘逢甲的生平事迹、爱国精神与诗歌成就等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与广泛深入的研究 ,硕果颇丰。然而 ,史学界对丘逢甲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出国考察活动—— 190 0年南洋之行 ,至今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论著在行文至此时要么一笔带过 ,要…     

丘逢甲清末广东禁赌事迹考析及相关之史料

丘逢甲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之先贤,研究丘逢甲的专著与论文颇多,但内容论及丘逢甲广州事迹者,仅贺跃夫《关于丘逢甲在广东的若干史实考析》一文较为言之有据。贺氏之文主要引用清末广东谘议局的会议报告书,而本文拟以清末官报中记广东禁赌事者为主,辅以当时报章之文,解析丘逢甲在清末广东禁赌始末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兼介绍两则前人未曾引用的有关丘氏之史料。     

论华侨与保皇会

1898年9月下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这标志着康有为、梁启超发动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失败。康、梁逃亡海外后,在各侨居地建立保皇会,大肆进行保皇活动,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但同时又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本文拟就保皇会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活动、海外华侨对保皇会的持及其由保皇向革命的转变加以论述。一保皇会的建立及华侨问埃加入本来,康有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与海外华侨并无直接的联系,他们在海外既无组织活动,思想影响也不大。康、梁逃…     

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