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

唐朝先后出兵灭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高句丽政权．析其地置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又在新罗领土上设置鸡林州都督府,不但恢复了汉魏时期对朝鲜半岛北部的有效统治,而且在整个半岛地区普遍设立了府、州、县,把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唐王朝统辖之下,这是中国东北古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西汉海南岛建置区划探究

汉武帝元封元年 (前 1 1 0 ) ,海南设置两郡 1 6县 ,可考者为 1 1县。海南岛“以黎母山为中心 ,环山列置诸县” ,形成最早的沿海环岛实治建置布局 ,这在海南政治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也宣告了海南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 ;同时 ,它在海南建置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作用 ,成为后世统一王朝在海南建置的范例和建置发展的依据。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隋唐以前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地名考议

关于兰州地区隋唐以前的行政建置、地名,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使得兰州地区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有突破。如兰州地区的最早行政建置,应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榆中县。关于隋开皇元年置兰州总管府的性质和职能问题,隋开皇元年设立了兰州,同时设置了兰州总管府。这样就消除了过去在此问题上的含混和矛盾。     

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安北都护府的沿革、辖境变化及历任安北都护的任职情况、唐朝安北都护的选任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唐安北都护府的设置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讨,纠正了以往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安北都护府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并非是单于都护府改称安北都护府等.     

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建置沿革

辽东半岛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明清两代,辽东半岛之得失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而天下的治乱,取决于辽东的兴衰。因此,明清两朝统治者对辽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尤为重视,并随着辽东周边形势的变化,明清两朝不断的改变着对辽东半岛行政军事的机构设置。梳理明清时期辽东半岛的建置沿革,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辽东半岛行政区划,以及建置沿革的由来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

安南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既是维护唐代南部边疆稳定的基石,也是拱卫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构建的唐朝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库车县历史文化与旅游

库车古称“龟兹”。汉唐时期,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相继设在龟兹,领辖西域二十二个都护府及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驻军,是中央政府统辖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贸和佛教中心。以龟兹石窟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其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品位,深深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每年都接待万余名海外旅游者。库车县以丝绸之路及龟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为主打品牌,全力打造“龟兹故地,西域精粹”旅游目的地,使旅游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之一。     

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的五亭

地方行政建置是国家行使职权和对地方实行有效统治,是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汉代在河湟地区设置“五亭”.据《汉书·百官志》记载:一里有百家,有里魁,十里一亭,有亭长,十亭一乡,有三老,故亭是县以下的行政建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当时有亭29365个,说明亭的设置比较普遍.西汉时在河湟地区所设的亭与内地的亭有所不同,是为了防御外敌和实行邮传而在边疆地区所设的一种机构,是中央与郡国之间传送文书的驿站和驻军御敌的据点.有“征其因革,辨其地域,察其风土,知其要害”作用.据《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     

阿尔泰归并新疆始末及其建置

关于新疆建置,迄今尚没有一部完备、准确的书籍,兹就清代而言,有《钦走西域图志》、《钦定新疆识略》、《回疆通志》及清本集大成的《新疆图志》等,可谓牟牟大观。但这些我们目前研史修志赖以立言的史籍,仅就各道府厅州县的设置时间,记载就难一致,从而难以适从。于维城先生的《新疆建置与地名研究》（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书在此届修志总纂出书之际,影响不小,其中有关阿尔泰地区的一些问题,笔者不敢苟同。《新疆通志·区域建置志》（送审稿）对1919年阿尔泰地区归并新疆前的建置没有反映,1919年后一些问题似亦有误,现一并请…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     

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贵总督的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曾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云贵总督始设置于清军攻占云南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后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定型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除受当时发生于云贵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外,康、雍、乾三朝各有特点：康熙朝主要因“制”,即此时期清王朝对督抚体制的调整和完善;雍正朝主要因“人”,即偏于“因人设置”;乾隆朝则因“事”,即为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因事易置”。对其建置演变情形,史籍记载讹误和后世学者引述错误均甚多。对此,本文均做了疏证,并对其建置演变做了全面考述。     

关于续志建置区划几个问题的探讨

上一轮修志,综合性志书普遍设有建置区划或建置沿革篇（卷）,一般列在门类之首。21世纪初,开始倡导编修续志时,有人认为建置、地理、风俗方言等事物在续志时限内变化不大,应予取消。经过争论和修志实践表明,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有的地方建置区划变化很大,理应记载;即使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若缺了建置的内容,总感到志书不太完整．因为“建置区划”是方志的传统篇目,缺了这一基本元素,就不像是方志了。     

关于志书设置基础部类的探讨

首轮修志设置地理部类,第二轮修志设置大环境部类,从它们下设的分志来看,都不尽科学、合理.所以,本文提出志书设置基础部类,下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邮政电信等分志,相对集中地记述环境、资源、人口等项基础内容,这样能更好地体现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明初交趾都司卫所建置研究

明初平定安南,设置交趾布、按、都三司。历来有关交趾都司卫所置废的记载纷繁复杂,设置区域模糊不清。通过梳理发现,初置卫所,皆在与广西近便的交通沿线要地,意在扼守咽喉和巩固后防;中期调整,加强了叛乱频发地区的控制及保障水陆运输线安全;后期由于兵员不足,卫所控制力度逐渐下降,又因地理形势等原因,当民变迭起时,卫所防御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实际功效。本文试图在动态复原卫所建置过程中,考察其建置前后的变化和作用,探究地区局势发展对于卫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陇西古城城墙初考

历史文化名城陇西有着2000多年悠久的筑城史,唐贞观始修,后经元、明所扩建。金、元以来,陇西是巩昌府的所在地,为封建王朝在甘肃境内设置的较高行政建置地区。陇西县城现残存的明代城墙建筑,见证了陇西古城昔日的辉煌。     

历史沿革建置沿革分设议

找准建置起点的尺度或是建立郡县和设官置守。或是区划、时限。建置起点之前是历史沿革,之后是建置沿革。边境地区建立郡县晚,区划变迁大。历史沿革与建置沿革分设不仅使建置阶段、发展的层次清楚。重点突出。而且可以解决“越境而书”等问题。因为地方志分类编形式把历史资料横向分割。在分设的时候要整体调整。打破传统模式,史志结合,甚或因地制宜以史先行。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及其意义

新疆,在以往的史籍中被称作“西域”。汉神爵二年（前60年）,中央政府设西域都护府。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府有着特殊和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新疆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

民国时期,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在基本遵循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建置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划数量的持续增加,而其中大部分的行政设置符合当时新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成功的,但也不乏失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