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尔柔白——19～20世纪西方婚纱赏析

白色婚纱,是少女梦幻的寄寓,已然成为全世界新娘在婚礼中的首选。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了“燕尔柔白:19～20世纪西方婚纱展”,分为“白色婚纱的缘起”“白色婚纱的盛行”“白色婚纱的传承”三个单元,简述了西方白色婚纱的流行史,时间跨度从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克里诺林时期、巴瑟尔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从近40件馆藏西方精美的婚礼服展品,可窥见西方19～20世纪的服装款式的造型演变,梳理出婚礼服从银色等多种色彩到白色,从日装、晚装的通用礼服到特定的婚礼专用礼服的一个变化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技术比较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火炮主要都是17世纪以来欧洲普遍采用的前装滑膛炮,其内装火药都是黑火药,这种基本的技术原理决定了中英火炮从质的意义上讲,还属于同一技术时代的产品。但是,因工业革命发生与否的影响,此时的英军火炮从数量意义上讲,在其设计思想、炮身材质、铸造工艺、弹药质量、火炮射程、舰炮品质、火炮机动性、射击精度和射速等技术关键之处优于清军火炮。这些技术关键之处,显现了中英双方火炮技术的巨大差距。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中国瓷器研究在西方的肇建：以19-20世纪之交为中心

16世纪以来，中国的外销瓷成为了欧洲贵族和富商所追捧的器物，并形成了“中国风”的热潮。到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科学主义精神的兴起和中国本土瓷器的大量外流，以英法两国为主的欧美学界开始了对中国瓷器的系统化研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者们集中关注于瓷器的定义和分类等问题，并提出了“元青花”“过渡期”和“空白期”等沿用至今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瓷器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的建立过程。     

一份弥足珍贵的航道建设史料

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经济掠夺而大力发展航运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航运业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这阶段航运业发展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航运公司的创建、营运、竞争等方面的研究上,而与航运业的发展密切相     

关於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他结合清末变法实践,翻译介绍的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严复的影响无疑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世俗学者,他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如何?这原来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问题。除了早期翻译过友人宓克的《支那教案论》外,一般学者都认为严复和中国基     

评《20世纪的西方史学》

与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所描述的兰克史学范型主导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相比,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形态上更加多样,在变革上更加剧烈。由此,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为我们阐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不同侧面。①这虽能解决我们某个方面的困惑,却仍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兼与张广智先生商榷

张广智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还有待继续查考。”张先生又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下面我根据已查到的资料,说明一下19世纪     

发展还是停滞: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变化的认识——从全国市场的角度看16到19世纪中期中国经济的变化

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帝制时代的经济是不断发展的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本文从全国市场的角度切入,探究16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帝制经济的变化,进一步回应中国帝制时期的经济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的问题。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南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一、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南通诞生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的博物馆开始被介绍到中国。随着中国和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或留学的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实地参观,对各国博物馆有了亲身感受。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创建博物馆成为洋务、维新人士的主张。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上述主张和办法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经济伦理观探析——以韦伯和梁漱溟相关研究为例的对比性分析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是又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撞击的百年。在此期间,以社会学比较研究闻名的德国学者韦伯和从事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梁漱溟都曾致力于东西对比前提下对传统中国的分析。尽管二者是某种程度上相对立的西方中心论者和东方中心论者,但针锋相对的背后亦有相同。二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构成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这一研究的相似处说明了社会构成模式与文化内在价值取向的互构关系。而二者在分析这一共同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伦理方面表现出的东西方明显的差异,又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演进。     

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无论学科的形成,还是理论的建构,乃至学派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当我们回过头来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术史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作世纪性的回顾和瞻望时做出科学的认知,才能更清晰地从外部环境上认识中国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而这不仅仅是在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时下史诗学术自我定位和获得方向感时有必要反思的内容。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经济伦理观探析——以韦伯和梁漱溟相关研究为例的对比性分析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是又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撞击的百年。在此期间,以社会学比较研究闻名的德国学者韦伯和从事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梁漱溟都曾致力于东西对比前提下对传统中国的分析。尽管二者是某种程度上相对立的西方中心论者和东方中心论者,但针锋相对的背后亦有相同。二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构成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这一研究的相似处说明了社会构成模式与文化内在价值取向的互构关系。而二者在分析这一共同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伦理方面表现出的东西方明显的差异,又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演进。     

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

一、正德、嘉靖年间佛朗机铳的传入 16世纪初,随着西方海上交通的扩展,西方先进的火枪、火炮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火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佛朗机铳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佛郞机"是当时明人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称呼,后亦将其火炮称为佛朗机。《明史·兵志》记:"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朗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试论王先谦借法自强的洋务观

洋务时期的王先谦是一个洋务派,而非顽固派。他承认西方的器物文明优于中国,并着力研究西方强大的原因,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倡“官商一体”的富强之道,以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他的这种洋务思想表明了19世纪70、80年代,一批爱国忧时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自发、自强性,这种思想对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抵抗外来侵略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