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华南抗战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投入了一定心力,曾设想以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并捐弃前嫌,起用一批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蒋的粤系将领。但蒋对于日军大举侵粤,在判断与指导上存在明显失误。他对华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未能尽如人意,军政之间长期不能配合;对失误较多的余汉谋等人过于宽纵,致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一定损失。     

平息“两广事变”的中共密使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是1936年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起的一场以抗日救国为名、反对蒋介石削弱地方军政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事变与"西安事变" 一起,被史学界视为推动中国人民全面奋起、团结抗战的两大事变,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走向影响重大。为了联合一切力量奋起抗战,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出了密使赴广西进行斡旋,促使事变和平解决……     

杨虎城与蒋介石

杨虎城与蒋介石吴长翼放＂虎＂归山与借水行船蒋介石本不想放＂虎＂归山,为什么一度将西北军政大权交给杨虎城？这是因为当时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未被彻底摧毁;蒋培养的嫡系陕籍将领还没有适当人选;地方情况复杂;尤其是他正忙于筹划进攻中央苏区,无暇西顾,于是利用杨...     

白崇禧男扮女装逃出北平真相

1928年初,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准备重新北伐。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北伐军光复北平后,蒋、桂之间表面上似乎还平静,彼此礼尚往来,但暗中内讧之象不断,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想消灭李、白桂系势力的野心蓄谋已久,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北伐时,白崇禧是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北伐胜利后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表面上集军政大权     

蒋介石、黄郛与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

1933年9月黄郛为重塑北平权力结构,计划由余晋龢代替东北军背景的鲍毓麟出任公安局局长。东北军视之为削藩信号,积极组织挽鲍运动,其他派系出于权力私欲及政治目的,亦策动风潮扩大。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为稳固华北局面,主张与东北军妥协,与黄郛领导的政整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此后又逢日军借口方振武部进入《塘沽协定》规定之非武装区,试图再度出兵华北,华北危机又呈严峻形势。蒋介石为使黄郛尽早北上,缓解日军压力,强令何应钦及东北军让步,然而黄郛认为蒋之支持不足凭借,暗自联络日本关东军,意图引日方为奥援,迫使华北地方军政势力妥协。通过对易长风潮的剖析,不仅可知日本已成为影响华北政局的关键因素,更可窥悉"两会体制"的内部弊端及华北地方势力日趋疏离的症结所在。而黄郛因对中国抗战和蒋介石的支持缺乏信心,冀图挟日自重,此举看似维护了黄郛的政治权威,实则无助于华北内部各类矛盾的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方势力以软弱、无能与分化为特征。建立强大的湖北地方势力是鄂籍精英的一贯追求。蒋桂战争爆发后,“鄂人治鄂”风潮再起。在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人积极运作下,湖北政局在此后数月间冲突不断。湖北地方势力先后丧失鄂军根基与省内“剿匪”主导权,并发生大规模分裂。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仅能通过收编外省杂牌军组建在湖北的基干力量,未能如愿成为团结湖北地方势力的中心人物。湖北地方势力无法改变自身软弱、无能与分化等特征,难以成为维持湖北地方秩序的主导力量。继北洋政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以强力干涉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为前提,在统治初期奠定自身统合国家的地缘结构基础。     

护法潜流:粤省长朱庆澜去职与孙、陆合作

1917年7月广东护法之始,北方军人背景的省长朱庆澜援引孙中山、陈炯明等民党势力进入粤中,背后不无制衡桂系的政治意图。桂系陆荣廷、陈炳则利用盛行一时的南北观念和省籍意识,提出两广"自主",排斥朱氏。胡汉民等粤籍民党亦着眼于粤、桂联合,放弃与朱的政治联盟,孙、陈等人仅勉强同意。朱庆澜在粤一年,为政虽善,在央、地关系变动的形势下,终究不敌南北分野和省籍意识的作用而去职。有意思的是,朱庆澜去职后,孙、陆仍不能携手护法。粤籍民党倡议"地方自治""粤人治粤",势必与桂系冲突。对于孙中山更为高远的护法救国的理路,陆荣廷、陈炳等桂系武人囿于地域视野,未能实心接受,致使南方护法之始便未能团结一致。诸多政治因素纠结缠绕,正是护法运动不止于"法"的本相所在。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海军派系的分治与整合(1927—1949)

派系问题是国民政府无法摆脱的痼疾,党、政、军系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海军内部派系尤为严重.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派系分治策略,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海军,另一方面在镇江建立了电雷学校,培植嫡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全局,蒋介石将电雷系归并于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统一了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但蒋介石同时通过改组海军机构和派遣官兵赴英美训练等办法稀释闽系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重建海军的机遇,完成了对海军机构、人事的改组与整合,但未能根本解决海军派系问题.     

宋代乡村“团”制考论

作为宋代乡村区划的"团",其渊源有二,其一为晚唐五代的土团,其二为两宋之际的团教乡兵单位,两者皆根植于南方地区的地方武力传统。步入南宋以后,为应对严峻的地方军政形势,重塑基层统治体系,宋廷大力推行保伍法,使得"团"在保伍编制中的层级地位逐渐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地方上土豪势力的崛起,以土豪任隅官,统领保伍也渐趋普遍。而南宋中叶后,隅官制和"团"制正是以保伍制为基础逐渐结合,形成了"隅团"这一新的乡治体系。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兼论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民国初肇,南北对峙渐成常态.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护法"的旗帜下,孙中山与由军人、政客组成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互相借重.孙中山谋求实现全国统一与共和民主,西南地方实力派则谋求地方分治.1917年9月广州军政府的成立,使南北各有国会、政府的对峙成为事实.但护法阵营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因无实力而令其执政备受牵制,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后无奈离粤,护法运动遭遇顿挫.     

民国时期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其应变措施

一、广东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 1936年7月,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强大的军政压力下,陈济棠被迫下台,广东半独立的局面结束,还政中央。蒋介石坐镇广州1个月,又布置蓝衣社人员监控各要害部门,10月对广东党政军进行改组,由国民党中央令派广东省党务特派员(余俊贤),各县、市国民党党部,亦同时改组,由省党部选派人员充任县、市党部特派员,从事各级基层党部之控制与整理。中央政府任命黄慕松继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1937年3月20日在广州病逝,由吴铁城继任),省政府进行改组,各绥靖区和县政府     

NSC37/8文件与美国对台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杜鲁门政府放弃扶植台独势力、台湾地方当局实现"台湾地区特殊化"的意图,转而重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牵制作用。1949年10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37/8号文件——《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显示出杜鲁门政府接受了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现实。该文件的出笼昭示着美台利益的合流,也预示美国维持两岸分离的努力必然受到蒋介石集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扭转美国策动台湾独立的决定力量。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试论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

发生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本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之后,进一步削略地方军阀势力和加强控制四川的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尖锐矛盾,以及后来的全面抗战的爆发,蒋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整军会议之后,四川军阀刘湘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不仅加剧了刘、蒋业已存在的矛盾,而且引起了蒋对刘的进一步忌恨,这也可能是后来,蒋介石乘刘湘在汉口生病之机派人置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亟须切实掌控四川,而地方势力却因既得利益受损,多次武力抗拒中央,使得四川政潮迭起。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次年8月,风潮再起,四川军人武力驱逐王缵绪。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亲主川政。然而一年后,在四川军人多方掣肘乃至进行兵变的威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辞职,但仍坚持让张群继主川政。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民国元年,"省会迁移"成为广西军政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迁省派"倡导将省会从桂林迁至南宁,以立宪派为主的"反对派"坚持仍以桂林为省会。在陆荣廷的支持和袁世凯的默许下,"迁省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宁取代桂林成为广西新的省会。"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都督陆荣廷选择与"迁省派"结合,是基于稳定在广西军政统治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对"迁省派"的态度从反对转向支持,则是对于平息广西政争、稳固西南边防以及陆荣廷军政实力的综合权衡。同时,"迁省南宁"的结局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民族关系的变动。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