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

正一郑义斋,原名郑少文,1901年7月18日出生于河南许昌城关镇。8岁上小学,因家境贫寒,13岁辍学做苦工。后到许昌城内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勤学苦练,逐步掌握印刷工艺。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受到罢工风潮影响,在郑少文的发动组织下,许昌印刷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响应并支持京汉铁路的工人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郑州政、警、工、商界联合发出通知:河南境内"如有鼓动罢工者,概行禁止自由","必欲置诸绝地而后已"。郑少文因"鼓动罢工"而被     

想有快感你就喊

法国人第二讨厌的是工作,第一讨厌的就是失业。到法国时间并不长,罢工游行可没少遇到,基本上每月一次。全球经济的寒冬一至,各大工会开始加班加点地组织罢工,连山顶的垃圾桶都贴满了总工会的召集令。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浅析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具体形式表现为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这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制度在地方运作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国民党组织的结构和特点出发,分析国民政府中央"一党专政"形式的形成和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形式的演变,最后揭示出党政关系演变的现实意义。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外事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外事制度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以党政关系变化为主线,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地方外事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制定大政方针、政府具体管理外事工作的"政府主管"模式,发展到50年代中期地方党委和政府均设立外事机构、分工领导地方外事工作的"党政齐抓共管"模式,并在50年代末确立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外事机构合署办公的"党政合一"模式。考察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对于深入认识地方外事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外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

1927年春,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所采取的种种削弱其权力的措施,开始利用帮会势力曲折夺取所占领地区的党政权力。在与老资格国民党人反复磋商之后,出于另立中央、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目的,发动了所谓“清党”行动。全面夺权目标实现之后,另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又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发动了影响面更大的第二期“清党”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没有达到初衷,反而因其所造成的各种权力重新洗牌的局面,以及事实上向改组以前回归的倾向,使得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化。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

现代劳资关系是涉及雇主、工人、政府三方的社会政治博弈运动。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中,由于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各行业普遍存在着与工会对立的雇主结社组织。它们通过采取集体闭厂等措施同工会领导的罢工相对抗,形成了劳资集体对抗的局面,提高了劳资冲突的烈度。随着新模式工会的兴起,英国工人运动趋于稳健与现实,而寻求降低劳资冲突成本的雇主结社组织也逐渐放弃了排斥工会的态度,开始承认工会并将其作为谈判对手。劳资双方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化解冲突,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博弈模式。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问题进行探讨,考察了边远地区、内地和国民党直接控制地区一些省份党政纠纷的表现,分析了党政纠纷产生的原因,论述了地方党政纠纷的结果和影响。     

美国工会与马歇尔计划——从外交活动看美国工会上层的保守性格

美国政府在冷战初期颁布马歇尔计划,目的是通过振兴西欧各国经济来稳定那里的资本主义秩序。然而要实施这项政策,仅仅依靠西欧政府的合作还远远不够。当时,西欧左翼工会都反对马歇尔计划,并不断发动罢工以抵制它的实施。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主流工会发挥了白宫和国务院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在1947-1949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劳联和产联的上层在西欧工会中做了大量工作,致使右翼工会纷纷出来支持欧洲复兴,同时也导致西欧左翼工会的分裂,从而削弱了反对阵营的力量。这一切都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充分显示出美国工会上层极端保守的政治性格。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联结华北、华中交通的大动脉,在政治、经济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23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冲破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无理阻挠和镇压,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会议代表和来宾回到旅馆时,旅馆却都被军警包围,代表们被监视,不准走动,不准交谈,完全失去了自由.随后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带军警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摘去工会匾额,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否则将强行驱逐.如此凌辱,愤怒难忍,各地代表和来宾分别举行会议,主张立即罢工,力争工会组织自由.当晚他们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抗日救亡中贵州“八一三”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主要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救亡活动。而“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贵阳地方队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七月的短短三个月中,在贵阳开展了形式我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贵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内以陈惕庐为首的特务分子的仇视,加紧了镇压贵阳“民先”队部的步伐。     

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

1930年前后,一场浩浩荡荡的破除迷信运动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继而导致各地社会的动荡,乃至酿成民变。然而在这个运动背后,却隐藏着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彼此对立的潜流,基层党政双方时常围绕意识形态、实际利益等要素而爆发对抗,接着又会在当地社会激发各式各样运动与反运动间激烈对抗的风潮。本文希望通过重建作为具体案例的高邮打城隍事件,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椿园载记》一则误记

《椿园载记》(1984年三联书店第一版)是罗章龙1983年写毕的一部回忆录,记述他1912至1927年的亲身经历,颇有些史料价值。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或其它原因,书中也有误记之处。其所述亲自参加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即是一处。 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的第一次大的工人罢工斗争。1921年11月17日到26日,洛阳、开封、徐州等陇海铁路沿线各地工人由于不堪忍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而发动了全线同盟罢工。罢工一开始,中国共产党上海、武汉和北京的组织都迅速派人来指导罢工斗争。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一书中回忆:他曾受中共北京区委的委派于11月19日赶到郑州,是日晚由郑州进步工人护送乘车抵洛,面见了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游天洋,     

战后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

"二战"结束后,凭借在内地全面执政的有利形势,中国国民党恢复了在澳门的公开活动。在加强党员征集与组织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创办与推动成立社团并依托社团组织动员华人民众,强化党国教育及意识形态灌输,筹划大型祝庆活动,参与内地"制宪"、赈灾等事务,协助解决华人社群民生及行业劳资纠纷,促进澳门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国民党战后在澳门的活动,目的是服务于内地政治需要,即通过扩展其在澳门华人社群的政治影响,争取民众支持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