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道、府、厅、州、县皆为行政区划的历史名称

<正>行政区划,即行政区域划分。一个国家为实行行政管理,按照地理条件、历史传统、经济联系、民族分布等实际情况,划分为各级行政区域,每个行政区域又被赋予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名称。道、府、厅、州、县即为清末民初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清末,道、府、厅、州、县曾一度共存,黑龙江省共分3道、7府、6厅、1州、7县。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区划的形成——以辽东苑马寺卿兼职兵备事为线索

辽东是明代边疆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地理因素所限,明代辽东地方行政实行军事化的卫所制管理,以一个都司管理25个实土卫,一度形成了行政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实行有效管理的局面。因此在嘉靖年间,辽东全境被划分成6个行政地理单元分别管理,同时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将相邻各系统文官都纳入当地管理体制,连朝廷派驻辽东管理马政的苑马寺卿和行太仆寺卿也各领一道辖境,处理地方军政事务,从而使辽东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行政区划。这种增加行政管理层级、缩小管理幅度、实行军事管理与文官监督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中因地制宜的思路,同时也反映出明代辽东边疆经略中的许多问题。     

200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正>一、概述著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如下:综合研究: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历史政区地理: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广西古代政区划分规律与当今政区改革

政区是国家为了推行政务，管理社会而划分的各级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封建社会广西政区划分的规律及特点带有普遍性。由于历史的继承和下延，封建社会一些政区划分不合理成分延续至今，加上过多地考虑政区的政治性和行政性，在行政管理方面阻滞商品经济发展及经济区的形成。借鉴历史规律，本文对广西政区改革提出建议：一、依据广西的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在当前经济条件下，运用区位理论来规划广西行政区划的总体发展战略。二、以两个经济圈为核心，缩小一级政区管理范围，增加一级政区数目，减少政区层次，采用政区新体制。三、对“撤县设市”、“县市升级”一定要严格把握度量标准，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     

秦汉时期岭南和广西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兼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等的商榷

秦汉两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创建的时期。研究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有重要意义。我国二十世纪著名史学大师、我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史地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顾颉刚先生曾说：历史就象演出的一幕幕戏剧,而地理就是舞台,地理为历史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北京大学著名老一辈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说,研究历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两位前辈学者的话,充分说明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性。广西地区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设立南海、桂林、象三个郡时,才正式建立直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所以秦汉时期常成为研究广西历代行政区域和历史地理的开始。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和河池学院都在申报广西历史地理的科研项目,有的已获批准并正式启动。但是,有关秦汉时期岭南和广西的历史地理和行政区划就存在很多争议,一些权威性的历史地图的画法极不一致,与文献资料的记载极不统一。     

浅析瑞士的行政区划

瑞士是世界上典型的联邦制国家,长期以来在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瑞士的行政区划体系也有其独特之处。本文试就行政区划三大组成内容:地方行政建制、地方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分别加以分析,说明瑞士行政区划与语言分布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吉林省道级政区行政体制述论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区划的地方行政制度。本文即以吉林省道级行政区为中心,考察了各道行政区划的变迁,各道公署组织结构及其职权的变革,以及道公署的运行体制,总结了道级政区行政体制的特点。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

北魏的行政区划以后燕政区为基础,上承十六国,下启北朝,在历史政区演变中相当重要。通过分析天兴元年的徙民事件并进而复原后燕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可以揭示北魏政区与后燕政区之间具体的因革关系,以及北魏以平城为中心行政区划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这个时期图幅的处理有失当之处。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遗存县治”现状的再研究及其遗产价值——以浙江省为例

"遗存县治"是县级行政区划变迁的政治(行政)聚落遗存。论文以浙江省为例,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遗产保护的视角分析了"遗存县治"遗存特点,认为"遗存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行政)文化和城镇规划思想的重要载体,即作为曾经的中国古代地方基层政治(行政)中心,遗存了丰富的地名遗产,保留了古代基层行政文化,反映了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保留了较好的传统政治(行政)城镇格局,仍能与周边山水环境融为一体,是中国(东方)农业文明背景下的聚落遗存代表,拥有较高的遗产价值。加强对"遗存县治"类小城镇的学术研究是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也为我国历史城镇遗产特别是历史小城镇遗产的申报提供了案例和方向。     

从海洋制度文化看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领土主权的管理(上)

政区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实施国土管治的空间组织形式。无论海陆国土,只要纳入某个政区体系之内,即为国家领土主权范围。而从制度文化而言,行政建置也是一种国土划分和行政管理制度,无论对大陆还是海洋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制度文化意义,对中国南海而言,历代中国政府都将这种海洋制度文化施之于南海广大海域,为中国对南海拥有领土主权的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据。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