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的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即通过动员帮助人们明确斗争的方向,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以发动民众积极投身抗日,英勇奋斗。一般来说,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在一定社会变迁基础上民众自身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二是某种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动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国民具备了革命的政治心理,这一点我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各阶级、阶层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就可窥见一斑。     

活佛转世的义理和实践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除宗教理论外,历史上,西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封建属性,诸教派之间的互相斗争,宗教与世俗统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都为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独特的宗教制度形成之后,伴随着活佛转世活动的开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宗教仪轨和严谨的历史定制,被藏传佛教界所普遍遵守和使用,保证了这一制度的有序发展。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王继平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一个...     

藏传佛教政治功能的发展变迁

藏传佛教除了具有一切宗教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外,从兴起就按照其独特的形式发展,即宗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尤其是佛教从进入藏土的第一天起就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这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运用功能论的方法纵向探讨藏传佛教与藏族社会的政治发生的关系,试图从中揭示出藏传佛教政治功能的发展变迁趋势。     

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治特征探析

浙江余杭瑶山、反山贵族墓地的考古资料显示,两处墓地属于两个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集团内都是由男性担当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由女性担当社会宗教和纺织业职能,但两个集团职能的侧重不同,前者偏重于宗教祭祀,后者偏重于社会管理和政府财富。这两个社会控制集团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显示出良渚文化公共权力的传递与分割似与职能有关,符合民主国家权力集团组合的特征,成为良渚文化作为商业国家的社会政治的民主特征。良渚文化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坚支撑是由拥有殷实财富和中等社会地位的中等集团所构成的"中产阶级",良渚社会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也是由"中产阶级"晋升而来。     

少年光源氏的政治手腕——解读千年『源氏物语』

光源氏是紫式部塑造的一位完美政治家形象。他少年时代即懂得举荐地方官罗织党羽、积累巨额财富,与藤壶女御私通诞下皇储,拉拢源氏各派势力,培养贤内助及培植宗教势力等,显示出这位完美政治家早期卓尔不凡的政治手腕。     

蒋介石与基督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虽然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颠倒的虚幻的反映,但受宗教情感支配的宗教徒却是社会居民群体的重要构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正因为此,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在其后半生中,对具有国际性、群众性特点的基督教十分关心,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由于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不仅影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且对中国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是20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膨胀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则是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日趋膨胀的逻辑结果。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巴列维时代什叶派传统宗教势力的衰落、世俗政治的强化与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后霍梅尼时代非伊斯兰化的初步政治倾向,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为伊朗现代政治模式的走向成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阶段。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利用《新疆通志·宗教志》为“去极端化”发挥积极作用

《新疆通志·宗教志》(以下简称《宗教志》)为自治区"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历史佐证和现实依据,是对"三股势力"的歪理邪说进行坚决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对扩大全社会对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政策的普及以及对宗教管理者和宗教理论研究者进一步准确把握宗教发展规律,正确认识我国宗教工作的本质,引导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加强宗教界自身建设,促进新疆宗教领域团结稳定,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历史依据。     

论皖系军阀的形成

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与直系军阀、奉系军阀鼎足而立的三个重要派系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占据重要地位并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军阀派系.关于这一派系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尚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最、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以及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争斗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专门而较有深度的论述,揭示了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而胎儿而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     

论埃及新王国初期的阿蒙祭司

祭司是古代埃及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新王国时期(第18-20王朝),阿蒙祭司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对埃及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了新王国初期(即第18王朝前期)阿蒙祭司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民国时期政教合一制下的西藏社会研究

近代以来,以清末西藏新政作为起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龙夏改革尝试等,西藏仍未摆脱政教合一、佛法笼罩整个社会的局面。宗教依然主导着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整个社会宗教氛围依然浓厚,民众沉溺其中而不自知。与此同时,近代化因素随着西藏与外界交流的增加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来,主张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开始挑战以寺院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对于传统的固守。但由于西藏社会内部的发展惯性及惰性,最终充当打破西藏社会政教制度格局的关键因素并非来自于西藏社会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北魏龙城诸后考实

北魏常氏、冯氏、高氏诸后,因皆出自龙城或与龙城有祖茔渊源,而相继选拔扶持,形成操纵北魏后宫的龙城诸后势力。龙城诸后历经北魏中期四朝,均建立起以后权为核心而由外戚、宦官、近侍、权臣形成的政治集团,影响朝政达64年之久,是北魏历史上值得重视的群体。     

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

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爆发了一场导致16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严重政治骚乱事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及吉尔吉斯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的情况下,该事件的发生使乌国内的政治局势及中亚地缘政治局势增添了一些可变因素。究其原因,除了乌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外,内、外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向世俗政权发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文将侧重分析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话说徽商的兴衰

徽商是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最活跃的典型，它与晋商成为南北对峙的两大商业势力，影响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对徽商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课题，这里简要论述徽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