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

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去考察。自然史是在自然现象的盲目的不自觉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这里不作讨论。我们这里说的历史,是指人类史。作为客观发展过程的人类历史,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科学在稍微具体地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自然地,也必然地要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个历史过程,究竟是由谁创造的?     

耀州窑研究二题

一、耀州窑非“鼎州窑”辩证随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及其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同志指出:铜川市黄堡镇唐宋耀州窑即就是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的“鼎州窑”.这一论断是我国陶瓷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既涉及到耀州窑发展史的研究.同时又确指了“鼎州窑”的发现与窑址所在,似乎解开了千年“鼎州窑”之谜.然而,此说是值得认真研讨与商榷的.     

从古人类学角度看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属性——与陈国强同志商榷

关于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关于过渡阶段在自然史或人类进化史中的地位,它的性质和归属,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历史》1979年第五期发表了陈国强同志的文章《论人类的童年——群,兼论原始     

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争论较大,有的问题也很敏感。但既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就应该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力争得出科学的结论。     

方志学建立补议

文章认为,方志学建立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是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方志学建立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它是人类社会的需求,它有一大批理论研究队伍,它有丰富的理论基础。方志学建立必须弄清史与志的历史关系、史与志的区别,最终解决方志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世界历史与整体发展

世界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否科学,取决于能否如实地反映世界历史这个客观存在。这里有一个怎样认识世界历史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个世界历史观问题。人类社会是否从它存在的那天起就开始了世界历史?马克思对此作了明确回答:“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     

试析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十四届四中全会又要求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党的十五大再次作出了反腐败“监督是关键”的正确论断。这些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目前,从党内监督来说,监督并不少,例如有党员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有各级代表大会对同级党…     

列宁民族问题“两种历史趋势”论断及当代意义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关注并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列宁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在反抗沙皇专制、推动不同民族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实践中研究民族问题发展和变化规律,提出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的论断,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推动工人运动中正确判断和处置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重温这一论断对指导统一多民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和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深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史学史研究创新问题简论

创新,新的探索,提出并解决新问题,这本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即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作为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史研究,并不例外。 中国的史学史研究,有它发展的历史,也有它丰富的成果。批判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今天要求有所创新的一个前提。前辈学者的长期努力,已经给我们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资     

宋伯胤副院长来我省作博物馆学报告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宋伯胤同志应我省文物博物馆学会邀请,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就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的若干问题作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省直文物、考古、博物馆单位的科研和业务人员。宋伯胤副院长分别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我国博物馆学的历史、博物馆类型、博物馆材料的获得、保管、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八个方面作了论述。宋副院长说:博物馆学是以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它是一门新兴学科,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目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他分析我国博物馆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论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极为深刻而广泛的阶级斗争。从时间上讲,它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从空间上讲,它波及到大半个中国;从结局上讲,它成功地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像这样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必然要给与当时历史发展进程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待言的。不过直到目前,我国史学界还从没有人把这一重要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述。虽说要正确地解决这样一个既重大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存在着极多困难。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让中国历史上这样重大的问题,永远“空白”下去。当兹党向科学界提出“百家争鸣”之时,願不揣浅陋,提出个人一得之见,就正于全国史学工作者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     

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

一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结构及其发展变迁的规律,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的科学。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门分支学科,就其学科性质而论,在现阶段它还是介于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历史地理和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都同样密切。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从总的方面考察,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时间的重合,(二)是研究对象的交错,(三)是研究资料和手段的部分相同。(一)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时间都是人类历史时期,狭义仅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广义则自人类社会形成即原始社会开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关问题的研究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关问题的研究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中央代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创建起来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尚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     

试论文艺复兴运动的分期及其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分期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探索文艺复兴的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历史、对于研究欧洲诸国历史的分期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课题的解决,标志着欧洲某些国家文明发展的象征、时代精神之所在、民族文化生活以及其表露人们思想感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之一。文艺复兴运动的起迄年代和内部阶段的划分,至目前为止,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仍是     

专家简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李文海社会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浪接着一浪,发展着,前进着。每个不断更迭和相互交替着的时代,又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使自己与其他时代区别开来。“18世纪的历史,由于其特殊重要的历史内容,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百年从延绵不断的历史岁月中特别提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范畴加以深入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18世纪学”。戴逸同志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的“导言”中指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中…     

论阿富汗的远古文化

已故的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在其遗著《阿富汗简明史》中,曾经指出:“阿富汗在中亚历史的各个时期中都处于显著地位。从以前的历史、丰富的考古遗迹以及它在发展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看,它能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它的文明至少要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各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阿富汗原始文化的     

比较民族史学管窥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及由这个终极原因决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正确解决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这个难题提供了钥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但要求历史研究要从历史外观形态的类型或模式及其相似点和不同点上进行比较,而且要求寻找其外在表现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具体地阐     

时代、格局和人——关于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

关于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无论是对过去的考察,还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未来的展望,都需要有新的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新的思考早就开始了,不过于今更为迫切。 本来是有某种现成的结论可供沿袭的。六七十年前,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以及据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分析,曾经长期成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普遍依据。历史在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在发展。今天,已处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