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东晋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团——兼及其与刘裕代晋的关系

京口北府集团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军功受益阶层"——在这个阶层内以军功的有无和高低来确定一个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有无和高低,这使得晋宋鼎革之际京口北府集团势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色,而且,这个发展轨迹与刘裕代晋具有紧密的一一对应趋势。在第一阶段,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强势军功突破既有的门第制度,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有效控制,军功受益阶层形成;在第二阶段,北府集团内部出现权力分化,借着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的军功,刘裕阵营中资历浅、年纪轻的一辈将领开始跻身国家方镇之列,刘裕阵营军事政治优势突显;在第三阶段,随着刘裕"造宋"事业的进行,刘氏宗亲、戚属开始取代军功将领出任方镇,军功将领退居二线。也就在这种权力的交替中,刘裕代晋水到渠成。     

浅析汉初列侯的政治地位

汉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对在灭秦战争中战功突出的将士及亲属大行分封.其中仅列侯就分封了811人.列侯在二十级爵制中处于最高的等级.按金字塔等级划分的话,除了皇帝、诸侯王外,列侯就是第三等级了.本文就列侯在当时的政治地位进行一下探析.     

论乾隆秘密建储

秘密建储是清朝独具特色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肇始于康熙末年而确立于乾隆朝,并为此后各朝皇帝所遵行。这项制度对实现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加强皇权和巩固清朝统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康雍之际秘     

汉初侯国制度创立新论

西汉初年的列侯制度继承自秦,列侯属军功食邑贵族,仅有“食邑”而无“侯国”。汉文帝二年始创侯国制度,列侯在封地拥有朝廷官制、宫禁宿卫、军队、宗庙与社稷,彻底摆脱军功贵族身分,正式跻身“诸侯”之列。这是西汉军功爵制、封建制度的重要变革。汉文帝名义上提升列侯身分地位,实质是借“诸侯治民”原则,让列侯前往侯国就封,从而瓦解盘踞长安的功臣集团。随着侯国制度的推行,功臣前往封地居住,受到朝廷严密监控,丧失干预朝政的实力,逐渐淡出中枢政治舞台。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仁宗亲政后的政治格局及其成因

仁宗亲政后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这种政治格局的原因包括:祖宗家法的制约,以文治国的政治取向,权力的相互制衡。     

二十等爵制与军功集团

本文认为秦汉二十等爵制对军功集团具有消解作用,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得出:其从制度上规定了军功集团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并保证了皇帝对军功集团的权力进行自由、适度的分配、调节,使在战争环境中凭军功取得地位的特权集团顺利地转入和平环境中的正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之内,并在身份上,最终使其融入到社会、民众之中。     

明景泰朝辅政群体探析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宦官王振与内阁阁臣曹鼐、张益等辅政成员身死于役,致使明朝皇权和辅政群体的格局发生剧变。郕王朱祁钰被拥立即皇帝位即明景帝,于谦和王文成为辅政群体的重要成员,内阁阁臣陈循发挥一定的辅政作用,高层宦官金英、兴安也是景泰朝辅政群体成员,王直、胡濙等部院大臣则是辅政群体的外围成员。景泰朝辅政群体内部关系复杂,辅政地位差别大。在景泰朝辅政群体的这些变化中,皇帝和皇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巫蛊之祸对汉武帝一朝政局的影响

巫蛊之祸为汉武帝一朝的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造成了汉武帝一朝几代外戚的兴衰,引起了政治动荡,沉重打击了在汉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形成的军功贵族集团,在客观上推动了汉武帝一朝的酷吏政治和特务统治,促使汉武帝晚年国内政策转变,并引发皇位继承方面的问题。巫蛊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揭示了皇权与外戚在西汉帝国的政坛上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

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任士英皇帝制度自秦朝正式确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皇帝权力不唯至上,而且独尊,对一切制衡或威胁皇权行使的权力系统,它都有一种排抑与抵制的机能。这是皇权运行的一般法则。唐朝时期,皇帝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唐肃宗李亨...     

从龙纹演变看明晚期御窑瓷器特点

纵观中国历史和陶瓷发展史,皇权、瓷器、龙纹三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三者也不是一成不变,每个时代甚至每个朝代,陶瓷上的龙纹都会有所不同,有些龙纹的细部处理与当朝皇帝的性格、政治局势、社会关系等都有某种密切关联。明代享国276年,历经17朝16位皇帝。自嘉靖皇帝按照宗法制中的"兄终弟及"侧入皇帝之位始,明代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时99年,处于明代晚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多元性、皇帝个人的偏好和景德镇制瓷业"官搭民烧"现象的普遍,造成代表皇权的瓷器上的龙纹独具特色,与其他各代、各朝形成鲜明对比。本文拟通过提取各时代典型标准器上带有龙纹的御窑瓷器,形成"龙纹标准器群",来表现龙纹在各个时代的演变。     

《史表》《汉表》高后二年功臣侯定功位诸问题辨析

高帝六年至高后二年所封功臣侯总数共156人,《史表》《汉表》所列高后二年所定功臣侯功位,皆至第137位而止,其中16个位次存在着明显问题,18个功臣侯无位次。经过辨析,16个存在问题的位次基本上都可理清,18个无位次的功臣侯中有3人当有位次,故高后二年所定功位数共141位。     

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     

试论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本文拟对明代皇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皇权的政治基础,是指皇帝在实行专制极权统治时所借助和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居于上层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专制皇     

汉代宫廷鼓吹乐的政治功能述论

汉代宫廷鼓吹乐是中央集权制的产物,频繁使用于各类宫廷重要礼仪活动中,并非单一的"音乐"事项,而是承载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于招待外邦君主的殿廷宴享鼓吹成为汉朝皇帝宣扬国威、抚慰外邦的政治举措;殿廷典仪鼓吹的"发号施令"使君臣关系以及皇帝在朝政中的极端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     

国家礼仪与权力结构:试论唐朝前半期陵庙礼之发展

在汉、唐之间,儒家礼学传统不仅指导礼仪制度的发展,也形塑了政治上的权力关系。唐初诸帝恪遵汉魏以来形成的礼制惯例,并依儒家理念而视文武大臣与宗室诸王为帝国象征性的共治者,进而与他们分享权威和尊荣。然而自高宗重组权力结构之后,正后与嫡子在仪式上成为皇帝新的共治者,高级官员和大部分的宗室成员则悉数被边缘化。此种结构性的改变,造成诸多如皇陵陪葬墓锐减、武氏与李氏太庙分庭抗礼、拟皇帝和拟太子充斥等现象。礼制上的突破代表新的国家礼仪思维与传统礼学相对抗,使皇帝在其私人领域获得较大的自主性,也促成日后在封禅、郊祀、明堂等国家礼仪中诸多非正统做法之衍生。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

清代对太妃太嫔等女性的尊封起于顺治九年,此后经历由择位尊封向普遍尊封,由加封号向晋位次的两个转变,逐步形成的尊封办法与仪制,遵循又丰富了清代后宫尊封制度。按惯例,太妃太嫔随居皇太后宫,然自咸丰朝新辟寿安宫作皇祖辈后宫居所,至同治朝,皇太后等前朝后宫移居同一区域的惯例不复存在。太妃太嫔得到后世皇帝的有序尊封,是清代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对后宫女性及其家族具有重要意义。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停封与激封:明嘉靖朝以降封爵制度的演变

明代勋爵册封制度在嘉靖朝之后出现停封与激封的情况。停封是明世宗进一步强化皇权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抑制朝中新贵的出现,这一施政方略又为隆庆、万历、天启诸朝延续。激封是崇祯及南明诸帝草率分封武将的无奈之举,可谓长期停封之后的反弹。嘉靖以后,无论停封抑或激封,均有违明代军功封爵的原则,作为国之公器,爵禄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反映出皇帝个人意志对勋爵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