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壬辰倭乱”看16世纪的东亚国际格局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公然发出挑战。明朝出于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出兵援朝抗倭。经过中朝两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对中朝日三国历史的发展和16世纪及其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

萨尔济之战是明清之际一场重要的战争,对于当时的辽东形势以致后来长时期的明金（清）对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不少史家皆对之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其中的朝鲜参战却未予充分注意,致使有关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十四世纪末李氏朝鲜政权建立之后,即和明朝政权保持着宗主、藩属关系。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使节频繁往来,络绎不绝。尤其是朝鲜王辰倭乱期间,明朝政权出兵援朝抗倭,使得两国关系十分密切。李氏朝鲜政权一有机会就向明朝政府表示自己的“事大之诚”,而明朝政府也将朝鲜现为藩属中的…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这个"舞台"还可以经由封贡关系扩展到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此外,朝鲜使臣还能主动利用这些文书来影响本国政治,表达政治理想。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     

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

白江之战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唐朝出兵百济后,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演变结果。唐朝以臣服高句丽作为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关键,这场战争引起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反过来又影响了唐朝对朝鲜的决策,造成唐朝出兵百济的新发展。唐军占领百济之后,新罗想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想在朝鲜南部获得利益的目标,同唐朝国际战略的矛盾日益显现,唐、罗联盟出现罅隙,而日本更是大规模出兵朝鲜,与唐朝决战于白江口。从日本出兵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分析,可以看出其欲控制朝鲜南部的目的,但这也造成了日本指挥上的失误,大败而归。东亚各国均参加的朝鲜战争,却成为东亚世界最终建立的一大契机。     

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令日本、琉球、安南等难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所致。朝鲜"小中华"意识刺激了对华书籍交流,而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又促进了"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变迁。总体来说,朝鲜前期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更多的"尊王"和"慕华"色彩,朝鲜后期则带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但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摆脱不了"事大"的影子,最终使朝鲜保持了政权稳定。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深受王权和儒学的影响,因为两者的现实诉求是维护王权体制,两者的思想动力是追求朝鲜化的儒学。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志愿军”命名的幕后故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出不出兵以及如何出兵的问题,摆在了新中国领导人面前。在颐年堂会议的那些日子,毛泽东逐个与政治局委员们谈心,逐个地做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尽管有些同志对出兵有些意见,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亡时刻,作为邻国和社会主义伙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是难过的。”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谈话,终于说服了所有的与会者,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出兵朝鲜。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明代琉球王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及其生存空间

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日本萨摩藩岛津氏于1609年入侵琉球,体现出其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野心。     

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

<正>一、程鹏起《灵岩寺诗碑》当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之役"(1592)爆发后,明朝政府提出征用暹罗国(今泰国)兵进击日本本土的战略,即"借兵暹罗"。关于此事较早的记载,出现在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于慎行《谷山笔麈》及萧彦《制府疏草》中。~①近年来,学人对这一体现亚洲各国与"壬辰之役"产生联动的特殊事件充分关注,如郑洁西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一议案自提出、反响、实施     

异中存同——再论后金(清)与朝鲜的两次战争

"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是朝鲜和后金(清)之间所发生的两次重大战役,两场战役对朝鲜本国的发展,对朝鲜和满清的关系发展以及对明朝政府的影响都很大。单纯着眼于这两次战争,虽然从原因和结果上分析两次战争各不相同,但在差异中又有相同的层面。从原因上讲,虽然两次战役爆发的具体原因不同,但都是金朝两国政治矛盾的延续,从结果上来讲,虽然两次战争后金获利不同,但两次战役同样都没有彻底占领朝鲜。     

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

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前往北京朝贡的途中,对所见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或其历史遗存详加记述,形成域外第二大长城史料载体。燕行使从异域视野出发,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呈现出一定的不同。明清易代前后,燕行使对长城的评价,出现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这源于明朝被跨越长城的北方民族政权所取代,长城军事价值遭到质疑。对于清朝,朝鲜出于"小中华"的文化定位与对明朝的感念心理,存在抵触情绪,从而将长城空间演变为抒发"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抗拒清朝的政治观念的历史场域。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史"呈现"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脉络,折射了这一时期东亚的地缘政治、时代背景与文化内涵,是研究近世东亚历史的切入点之一。     

治边之才戴耀

明万历年间,日本大肆入侵朝鲜。朝鲜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五月,倭寇首领丰臣秀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国王李盼沉缅于酒色中,军备松弛,敌军逼近,望风皆溃,他令次子李珲摄国事,自己则弃城逃到平壤。七月,朝鲜兵部令本国官兵驻扎险要之地,等待朝廷派兵,还号召全国勤王,以图恢复。倭寇占领了京城,劫走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八道几乎都被吞没,并且大有渡鸭绿江之势,朝鲜向大明请援的使臣络绎于道。明王朝认为朝鲜为“国之藩篱,在所必争”。万历二十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南兵大举援朝。万历二十一年,光复平壤、开城,收复汉江以南千里之地。丰臣秀吉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明朝和丰臣秀吉议和失败,日本又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再次发兵援助朝鲜。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虽为朝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朝贡制度如何实施并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则与当时局势和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朝贡制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匈奴的军事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匈奴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存在着以"攻战为事"的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而这样一种文化也影响了匈奴的社会伦理,政治、法律乃至于教育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匈奴的战争惯用"诱兵"之策,也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过多次战争的胜利,由于其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匈奴也对战争本身有着与其相关的特殊信仰,他们往往认为战争的成败与天神有关。     

朝鲜王朝初期的中枢机构改制

朝鲜王朝建国后因袭高丽旧制,以都评议使司作为国家机关中枢机构。这种中枢体制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色彩,功臣势力以"合坐"都评议使司的形式,操控军国政务,而王权则相对微弱。定宗至太宗时期的三次中枢改制,仿照明朝"罢中书省,百官奏事"模式强化王权,逐步瓦解了"合坐"机制。改制后,功臣势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国王则通过"六曹直启"体制,直接行使中枢权力,掌控国政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