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正"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乃至融合混同的时代,而只有站在东方文明传统的角度,才能对"希腊化"在东方的影响深广度及其与"东方化"之间的消长趋势做出合理的评估。——龙沛情感是中世纪法庭中的传统组成部分,但从13世纪以来日益受到规制。针对情感的不同态度成为了新旧司法观念的标识物。在法律革命以前,诉讼是一场充满各种情感的公共演出,也是宣泄愤怒、实施复仇的手段。在法律革命之后,诉讼围绕真相展开,律师则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中世纪的程序法作者建议律师控制言行和情感。——董子云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

英国中世纪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的权力关系刘城１２—１３世纪的英国,在宗教法以及教会法庭司法审判权初步形成的同时,国王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并逐渐发展起普通法。在此之后直至１６世纪宗教改革,宗教法与普通法这两种法律、教会法庭与国王法庭这两个...     

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情感史研究旨在关注人们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通过挖掘革命亲历者书写的大量日记和书信等历史文献,探讨人们所经历的欣悦、爱、恐惧、愤怒以及憎恨等具体情感,为认识革命时期的暴力与恐怖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革命初期人们表达了强烈的欣悦与博爱等情感,但新的平等观念很快遭到贵族与教士阶层的反对,这种愿望受挫与被背叛的感觉形成了独特的"阴谋"恐惧,致使整个社会谣言四起,进而引发愤怒与憎恨的情感。除了研究各种具体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国大革命情感史还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情感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并与其他各国的重要革命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法国大革命乃至18世纪法国文化的情感特性。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宗教裁判所的诉讼程序

宗教裁判所是基督教会法庭专门审理有关宗教异端、巫术等案件,进行"宗教裁判"以维持教会权威的司法机构。宗教裁判所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由告发、审讯、判决、执行四个阶段的程序组成,本文主要从此诉讼程序的角度对宗教裁判所做简要介绍。     

苏富比史话（中）

帝国蒙难鲁普雷希特化险为夷搭乘世纪之交的浑荡钟声,魔鬼“撒旦”又一次将片片罪恶的符咒抛撒人间,其中一片符咒悄然飘落苏富比。蹊祸跷肇于:佳士得CEO克里斯托弗·戴维奇ChristopherDavidge与苏富比CEO迪迪.布鲁克斯DedeBrooks涉嫌共约于2000年1月28日被曝光,此案件因触犯了美联邦的反垄断法,诸多客户在诉则分羹的怂恿下,委托著名律师戴维·波伊斯DavidBoies共诉讼,加之,迪迪的诿证,令苏富比陷入危谷。此时,纽约也反常地遭受着持续连绵的雨雪困扰。寒冷湿滑的环境,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感到烦闷与不安。已是子夜时分,背对着身…     

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

在20世纪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情感因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的冷落,他们将情感史归纳为人类用理性约束激情的历史,形成了以"文明化"为主旨的情感史观。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学潮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世纪之交,雷迪和罗森维恩等人通过吸收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成果,为情感史研究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新的理论表明情感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还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为探究历史上的情感规范及其背后的社会认同和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人们为维护、贯彻或对抗该规范所采取的手段等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新《证券法》看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新《证券法》的特别代表人制度为证券集体诉讼提供了更专业的解决途径,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参加方式将广大的中小股东集合起来,同时降低了诉讼成本.但集体诉讼制度在调动社会律师积极性、均衡中小股东利益、提高投资者保护机构效率以及在程序法上鼓励支持证券集体诉讼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二南”意象探

"二南"作为《诗经》的一部分,体现着古人的喜怒哀乐,表达了那种既是属于自己又属于整个人类的情感,他们对于那分情愫的表达方式为我们所借鉴,他们利用意象表达了自己的朴素的情感,用象征传达了对生活的那分执着。     

析依阿高人间“撒旦”的恶人形象

《]奥赛罗》中依阿高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恶人形象之一,在莎士比亚惟妙惟肖的形象塑造中,依阿高的恶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基督教对恶行的教义来看,依阿高贪婪、愤怒、伪善和妒忌等恶人特点在剧中得到鲜明的展示,依阿高作为一个人间"撒旦"的形象也具体生动地树立在人们面前。     

斯蒂芬·波拉德之死——英国现代临床医学的诞生与医疗救助之间关系的另类真相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现代临床医学在西欧诞生,这在医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但是,现代临床医学的产生并非一帆风顺和顺理成章,而是掺杂了很多政治的、文化的等非医学因素,有些因素并非光彩,并由此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作为本文探讨对象的英国穷病人斯蒂芬·波拉德的死及其引发的法庭诉讼,就反映了这种境况。这个穷病人很不幸地成为医疗救助服务于临床医学发展内在机制的牺牲品。该案例既有助于我们认识该时期英国临床医学与医疗救助之关系的真相,并对临床医学做出客观评价;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医疗救助与国家权力和弱势群体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借鉴历史经验,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福祉。     

诗意的生活

诗几乎可以表达人类生活的所有情感。人类离不开诗,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汶川地震时,人们最深刻的情感是用诗歌表达出来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哼唱的流行歌曲也都是诗。诗歌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升华。     

《申报》与西方诉讼文化的传播(1872年-1882年)

<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报刊传媒之一,素有"近代中国百科全书"之称,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的西方法治新闻,创刊十年里对西方诉讼文化作了介绍和传播,以西法为参照,驳斥刑讯逼供制度,主张公开、限时审判,建议学习西方律师制度,推动了西方先进法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惯例、法律与乡村秩序——以十八九世纪英国拾穗诉争为中心

英国乡村的拾穗惯例由来已久,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却引起越来越多的纷争和诉讼。这些诉争不仅反映了拾穗者与地产主、农场主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也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传统惯例与法律原则之间的交锋。1788年,高等民事法院公开否定了拾穗的合法性,厘清了长期以来土地共享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暧昧不明的复杂关系,但拾穗惯例在地方社会依然得到广泛认同并长期存在。一方面,具有家长制保护主义风格的地方法庭并未严格遵照裁决先例或法律原则来审理拾穗案件;另一方面,农场主对拾穗活动的规范以及拾穗群体自律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弥合了拾穗惯例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一调适过程,乡绅阶层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

15世纪以后的西欧、英国和法国相继实现了议会君主制,为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但在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邦国制度以及帝国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削弱了王(皇)权的集权,形成了多头政治的局面,致使英、法以及罗马教会等外部势力乘机染指德意志事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德意志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15世纪末期,德意志皇帝力图通过征收统一赋税、设立帝国法庭等帝国改革措施强化帝国的最高权力。帝国改革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但却是德意志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一步。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     

中世纪大学中的异端和异端学说

本文主要研究中世纪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问题。中世纪大学建立初期,教会曾经多次干预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其中以1277年巴黎主教唐比埃颁布的学术大谴责最具代表性,学术谴责似乎阻碍了大学教师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但从13、14世纪巴黎大学对"异端学说"及学者研究活动的态度,以及牛津大学教师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学术活动经历来看,教会以行政手段限制教师的学术研究,作用有限,大学这个教师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成员提供了保护。事实上,在教会允许的范围内,大学教师们有一定的教学和研究自由,其自由的程度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