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宋人选宋文之典范——《宋文鉴》编纂、价值及影响考述

《宋文鉴》是吕祖谦编纂的一部北宋诗文总集.吕氏以其大学者和文学家的过人眼光,本着“有补治道”之准则,“采掇英华”,选入300多人的2500余篇诗文,纂成煌煌150卷,涵盖北宋文学的各个阶段、各种体派、各色文人,既博又精.同时,吕氏根据北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总集编纂文体分类基础上,或对某些文体重新分类(如诗歌)...     

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所藏《二李唱和集》识小

《二李唱和集》为北宋李昉、李至唱和诗集,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云昉“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即指此书而言。此书为今存宋人最早之文学总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管子》的早期流传

刘向编定的《管子》就可能是分为十八卷,编排为八组的。这种本子从汉代到北宋的流传从未中断。唐人尹知章注三十卷本北宋中期已残,仅存十九卷。二十四卷之今本正是以十九卷本为基础,并用十八卷本补足其后五卷,同时从《通典》中出杜佑之注加进去,又据杜佑之言改题为房玄龄注。这一合编工作刀“大宋甲申”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杨忱所为。     

苏轼妙评历代人物

<正>评价历史人物,是苏轼非常偏爱的一个写作题材。在其为应制科考试而写的五十篇“贤良进卷”中,就有二十篇属这一题材,如《秦始皇帝论》《周公论》《诸葛亮论》等,涵盖的人物由先秦两汉直到唐代。其笔记《东坡志林》中也有较为集中的人物评论,如《隐公不幸》《赵高李斯》等。此外,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 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

科举制度建立于隋朝,《唐会要》卷七六《制科举》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奠定。秦汉以来,选拔官吏制度主要采取“举贤良方正”或“举贤良文学”。即由皇帝以“对策”的方法决定任用与否,应举者表现特殊优秀,即授予官职。这是最早考试取士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施行“九品官人法”,指定负责察访本地人物的专职,从地主阶级中选任官员。公元220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规定州设大中正,群国设中正,将本地人物评定为九品,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叫做“九品中正”制。吏部所任官吏,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国宝巡礼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脍炙人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由于年代久远,范氏的墨迹极为罕见。目前仅知有三件行书手札(分藏于北京、台北故宫)和此一件揩书作品传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道服赞》卷,纸本,纵34.8、横47.9厘米,小揩书7行共97字。据序文可知,它是作者为一位时任平海军(今福建泉州)书记的许姓友人撰、书的,此人与作者为同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债”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为四言韵语。北宋道教风行,士大夫亦以道装为时尚。许氏新制道服,范仲淹请为之赞,乍闻似有媚俗之嫌。但细读其文,乃无一语涉及迷信,完全从立身处世角度,借题发挥。言简而意深,确是大儒手笔。     

《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石介《庆历圣德诗》是北宋中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三者强力互动的产物。儒道实践精神的迅速张扬,以“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的朋党政治新理念的成熟,以及赋颂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嬗变,共同造就了该诗不同凡响的精神内涵。作为宋初儒学名家,石介将“道”的普遍原则运用于时政判断之中,褒贬忠佞,形诸歌咏,不仅开创了以赋颂之作为党争服务的先例,且标志着朋党政治已经完成了由权利之争到意气之争的形态转变。在北宋政治文化及颂美文学的演进史程中,《庆历圣德诗》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影响。     

话说大吻

古代修建重要建筑物时,对正脊两端的装饰颇为重视,北宋崇宁二年颁行的《营造法式》卷十三中已有“龙尾”之称,金代出现了优美的“龙吻”式样。明初为表现皇帝是真龙天子,在皇宫内处处都以龙的形象点     

李觏管理思想试析

北宋前期,江西有两大闻人:王安石以变法名,李觏以“能文”名。李觏的学识、文章及为人风操,不仅为东南士流推服、宗师,即在整个朝野士大夫中的声望,亦当与宋初“三先生”并。李觏以“草泽书生”言天下治乱;《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富国》、《安民》、《强兵》策等,所表达出的管理主张,标示了宋代管理思想的另一意向。剖示李觏管理思想是有益的。     

新旧《五代史》地名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卷69第914页,正文有“(张)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卷后第923页《校勘记》第二条“出奔沂州”称“殿本、刘本同。《资治通鉴》卷275作‘出奔忻州’。《资治通鉴》注云:《九域志》:太原府东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后言也。”但对张宪出奔之地究竟是“忻州”抑或“沂州”,却不予判明,使人读后更不得要领。按,北宋初年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3载:“沂州,琅琊郡,今理临沂县”;该书卷42又载:“忻州,定襄郡,今理秀容县……秦为太原郡地,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复为忻州”。“沂州”…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正北宋书画鉴藏探究赵娟著北宋的文化、科技、艺术都有辉煌表现,社会对书画的热忱,使书画鉴藏蔚然成风。该著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关照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结合书画鉴藏史以及书画自身的特性,系统论述北宋书画鉴藏的特点及影响。具体内容包括北宋书画鉴藏发展概况、宫廷书画鉴藏、士大夫书画鉴藏、书画鉴藏特点以     

禅宗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文人画即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前及宋初官僚和文人参与绘画活动的也不乏其人,但其画风与画工的作品无异。北宋中后期,文同、苏轼、黄庭坚等名家活跃在画坛上之后,大扬文人画的声势。苏轼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此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要求意境萧散简淡,主张即兴作画,兴之所至取其意气创作,     

汉相公孙弘述评

西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平民布衣出身,研习《春秋》出名,以举贤良文学入仕,时至耄耋之年才拜相封侯,其仕途、为人处事、历史影响多为世人评说。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以元佑贬谪文人羣体为论述中心

贬谪文化演进至北宋,在贬谪动因、受贬人数、严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唐人的若干差异,而贬谪文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紧密。诸如文体选择的谨慎性、情感表达的多层次性、作品传播方式的隐蔽性等文学新动向,较为有效地消解了高压政策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而置身逆境的旷违心态和超越意识,作为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诉求,反映在审美情趣上,与“中和”接榫;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与“平淡”、“乐易”同构。由此,人格、心态、文学,在精神上气血相通,相辅相戍。眨谙文化的内涵和构成．至北宋已臻于成熟和稳定。     

摭谈古石屏

我国古代石屏,自宋代开始,渐渐地深得文人的青睐,究其缘由,与两宋文人画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写有一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云:“空林无人鸟声乐,古木参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其间,烟埋草没苔藓斑”,极其生动而形象的诗言,为人们再现出了一幅“古淡天然”、“奇崛神秀”的自然山水画景象.歌词的诗情与天然生成的屏中“山水画”画意,冥然默契,相得益彰.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常“将其文学观点转用到论画上面”,对宋代文人画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从这首《题吴学士石屏歌》中,就能以窥一斑.清供石屏,虽在北宋尚未广为流盛,但早已被文人学士们用来作为“诗画同一”的审美对象,以及体现文人美学观念的一种象征.宋人杜绾有《云林石谱》三卷,他在写到朱阳县虢石可“多作研屏,置几案间全如图画”时,也特别提到“昔欧阳永叔赋月石屏诗,特写奇异”.这均充分说明,以欧阳修为核心的许多宋代文人,在热衷石屏“天生”图画意趣和情     

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

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宋政权,是一个重视“文物之治”的王朝,他们曾对古籍整理进行了长时期的工作。一北宋时期为了保存古籍,曾对散佚古籍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我国在宋代以前,官藏典籍,据欧阳修《新店书·艺文志序》说,历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再加上当时整理的佛、道经典九千五百卷,计有九万余卷之多。它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