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印协定与中印边界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回顾

1954年中印协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边界争端中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印度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中段的条约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协定表明中国确认了印度政府主张的中印边界.中国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和写入其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印边界无关,更不能表明中国承认了印度主张的任何一段中印边界.中国政府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印度政府坚持上述主张及其拒绝续签1954年中印协定的做法,只是为了把其主张的中印边界强加给中国,这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

<正>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在中印两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中印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和西方学界曾纷纷指责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认为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①这种观点在中印关系全面冷冻时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是主流。70年代,印     

中印边界西段的东半部分有条约根据吗?——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一个分歧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认为,1684年条约和1842年条约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西段东半部分（西藏-拉达克边界）的条约根据。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两个条约并不能成为这段边界合法有效的条约根据。中国政府的主张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印度政府的观点则是无法成立的。     

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塔金人及其社会变迁

珞巴族是我国西藏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居住在我国实际控制地区的珞巴族仅有数千人,而居住在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的珞巴族则达几十万人。塔金部落是藏南珞巴族的重要支系,世代生息在山南、林芝两地交界处的西巴霞曲流域。20世纪50年代至今,绝大部分塔金人都处于印方控制之下。由于相关资料缺乏和实地考察不便,目前国内学界对这部分珞巴族人口的情况关注较少。本文结合中、外文资料,对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塔金部落的基本状况及其社会变迁做了粗浅探讨。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片断回忆

出征途中1962年10月的一天,我所在的一三○师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我们接到命令后,即刻进入战前思想动员、领取弹药、换发装备等准备工作中。10月20日,部队在师长董占林亲自率领下,向西藏进发了。     

巅峰对决，中印边界“攻心战”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中印那场恶战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中印双方在没有战火的亚东边防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展开了“广播攻心战”。一日三遍,高腔大调,你方喊罢我登场。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 ,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 ,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自 2 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美巴关系

本文认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随着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美巴的盟友关系出现了潜在的裂缝.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美国在未同巴基斯坦磋商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导致美巴关系fla～T危机.冲突停止后,美巴关系继续恶化,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后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本文也认为美巴关系发生剧变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论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

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文明已逐步发生根本的变化。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反对战争、追求在信仰背景下的人性的复归和自然的生存状态,从思想和文化上形成与文艺复兴相悖互补的基本品质。这场运动是一场新文艺复兴运动,它影响了整个欧美文化与艺术的历史进程,推进了现代人信仰的重建和现代文明的健康发展。     

19世纪天主教蒙古传教区东部界线争端研究

18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逐渐严酷的禁教政策,使得在华天主教被迫转向清王朝的边疆地带或其他边缘区域,蒙古和满洲地区的天主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1838年辽东宗座代牧区建立(包括满洲和蒙古),之后1840年蒙古从中分离成立新的代牧区,与满洲代牧区界邻。19世纪中后期开始,遣使会及之后圣母圣心会所管辖的蒙古代牧区,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的满洲代牧区,两者之间界线问题纷争不断,直到1883年才告一段落。本文在研究这一界线争端过程的基础上,认为19世纪蒙古和满洲天主教事务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修会教团管理下的代牧区对于区域空间的争夺,反映了罗马教廷、葡萄牙和法国在华传教事务上冲突和合作的复杂关系。欧洲政教间的纠葛,以及汉民不断向蒙古地区移民垦殖的推进,是影响蒙古和满洲代牧区划界进行的重要因素。     

剖析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

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与发展进程表现为英国移民的观念及身份由“澳大利亚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人”的本土化。导致这种演变的内在因素是这些移民的民族认同取向由英国渐变为澳大利亚,进而形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性,主要内容包含有社会权利、“白澳”意识、母国情结、经济利益等方面。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于19世纪期间。     

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

19世纪早期英国的托利主义形形色色,主要有传统托利主义、自由托利主义、激进托利主义和浪漫托利主义四类。它们在不列颠社会和政治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反映出托利党不同群体的基本观点,并呈现出以后保守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态势。     

17-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

选择17至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分不同阶段,对其在暹罗的对外贸易活动进行了描述,对暹罗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由此得出结论,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利用其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主要参与者和经营者。他们通过对外贸易活动,发展了自己的商业,积累了财富,同时满足了暹罗王室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享受到国王赐与的特权,为其在暹罗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关于19世纪西藏与森巴战争的几个问题

在近代西藏历史上,19世纪西藏与森巴的战争是一重大事件,影响深远。本文就有关此次战争的一些未清楚或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已的看法：（1）考释汉文文献所记“然吉森”、“索热森”和“谷朗森”之语源和确指;（2）讨论西藏与森巴战争最后一战谁是胜者;（3）阐明原属中国西藏的拉达克何时被侵占。     

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民众起义及其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受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 ,东北地区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有自身动因和特点的系列民众起义。起义队伍的政治模糊性、行为过激性 ,不仅影响到我们对起义性质的判定 ,更对东北地区社会治安在近代时期的恶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

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以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为主,政府对官吏的选用有着严格的教育与考试规定。官吏的任职期限和晋升条件因其出身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是到了1906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受教育原则才最终取代了等级原则。在薪金收入和财产方面,上层官吏与下层官吏相差悬殊。上层官吏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使农民改革阻力重重,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整个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膨胀的速度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官吏的无限增加和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使专制制度政治上更加腐败,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