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校点商榷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是在顾颉刚先生主持下,博采诸本所长整理而成的,故而校点精当,是《史记》研习者的首选版本.但《太史公书》本身博大精深,且年代久远,在传抄过程中又难免讹误,这都使得中华本《史记》在断句与文字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欠妥之处.断句失当的原因,主要有因不明地理而误、兼承误为单承、当断不断、不当断而断、点断错误以致张冠李戴、“而”字之前断否不当、因信任“三家注”而误、因不谙文体而误、因错解词义而误、时间副词归属不当、当属前而属后、人物语言未用引号、专名号与书名号使用不当、官职间当用顿号而不用、因失校而误等.文字方面的问题,则主要有夺文、异文处理不当、校勘不精等.     

《云麓漫钞》校后记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云:“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     

《马氏文通·后序》简注

苟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今人之意者则惟字.传曰:形声相益之谓字.夫字形之衡从、曲直、耶正、上下、内外、左右、字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其变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卢、祖仓颉,而为左行、为右行,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即同所祖,而世与世相禅,则字形之由圆而方,由繁而简,字声之由舌而齿、而唇、而递相变,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然而言语之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巳形巳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     

海南岛诸别称之由来

历史上海南岛有众多别称,按其属性,可分为八种类型：一是由本岛古代土居民的习俗而得名,有儋耳;二是由本岛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两个地方政权名称而得名,有“珠崖、儋耳”、儋崖;三是由统辖全岛的政权名称而得名,有珠崖、崖州、琼州、琼管、琼、琼崖、琼台、琼瑶、琼州府、琼郡、琼甸、朱崖洲、琼岛、琼海：四是由本岛孤悬南海和远离祖国大陆而得名,有海南州、海外;五是由本岛远处祖国南陲而得名,有朱垠、南极、南荒、炎荒：六是由本岛古代盛产香料而得名,有香洲;七是由本岛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重要而得名,有南溟奇甸、宝岛、“南天一柱”和“南海明珠”：八是由本岛明代人昌盛而得名,有海滨邹鲁。本主要通过上述各个方面探讨海南岛诸别称的由来。     

黑龙江冰雪文化礼赞（四十二）--马背上的英雄民族蒙古族

蒙古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聪颖智慧、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伟大民族,蒙古族又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民族。千百年来,蒙古族伴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创造出厚重而深邃的历史,书写着灿烂而辉煌的文明。1300年前南北朝时期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明代考官制度述论

朱元璋由布衣而位尊九五,依靠的是他的勤、敏、礼、俭.他(?)流而跻身行伍,由走卒而频遇擢升,由草莽而博通经籍;他众聚儒士,笼络民心,终至推腐元、挫群雄而成大明一统.创业的艰难更坚定了朱元璋守成至长久的信念.他欲揽大权于一身,遂以惊人的魄力操纵起这部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考官制度则是其整顿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强不息中华魂——喜读《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志》

众所周知,地方志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社会功能。新编社会主义志书是向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地情、县情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读罢《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我被先辈们在这片热土上创造的辉煌历史而赞叹、而折服、而震撼,更为如今全县四万多各族干部、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奏响的时代凯歌而振奋、而自豪、而鼓舞。我似乎看到一面爱国主义大旗,从县志中浮现出来,跃然纸上,迎风招展!一、驮土筑城,蒙古军民立丰碑据县志记载:今县境域自古属乌孙国、车师后国、鲜卑、柔…     

一个叫佛堂的地方

千百年来,一条由北向南滔滔流淌的义乌江,在佛堂古镇的老市基口转了一个弯,又自东向西而去。于是在老市基口的左右两边,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口码头。从港口码头顺水而下到兰溪,可以逆衢江而上,直达赣东的婺源、玉山、广丰等县;到建德,可以逆新安江而上直达皖南的歙县、屯溪、休宁等县;再顺富春江而下,还可以经杭州转入大运河,直通苏州、扬州等等沿岸各地。     

浙江著名学者祁承(火菐)述略

中国自古以来,士大夫即有嗜书、藏书之风气。以嗜学而积书者有之,以附庸风雅而积书者有之,以贩鬻谋利而积书者亦有之;其甚者以至于倾家荡产而广蓄奇书。然而,因嗜书而积书者虽多,因嗜学而积书者实寡;因嗜学而积书者虽有,而以此治学不倦、遂成为一代学人者愈寡。明末浙     

一个美国穆斯林领袖的10年——专访美国穆斯林前进协会执行会长黛西·卡恩

黛西的身上,集中了诸多作为美国穆斯林形象代言人的优势：女性而不戴头巾、印度而不是中东面孔、自信而干练的气质、流利的美式英语、美国梦式的奋斗经历。她明白普通美国人的需求,决心做穆斯林和西方社会沟通的桥梁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交游

道咸年间,朝鲜诗人李尚迪（1803—1865）曾作为朝贡使译官十二次来清都与诸多京师文人交游。身为译官中人,李尚迪在国内深受身份制约,但他利用＂燕行＂机遇,走上了海外发展的路线,开拓了新的文学活动平台。在长期与晚清文人进行文学交流中,形成具有多元化诗学倾向,并以其文才、人品赢得了晚清文人的推诩,且以海外名声转而获得了国内文坛的地位。李尚迪文学活动可谓19世纪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文学交流中的特殊现象。     

大足多宝塔供养人冯大学即冯楫的史料调查

在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有两龛造像和六件铭文与冯大学、冯某有关。经考证,冯大学、冯某即南宋绍兴时官员冯楫。     

谌湛溪先生名、字、号考证

根据胡适先生日记,对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谌湛溪先生的名、字、号进行了考证。考证为谌湛溪先生名立,字祖恩,号湛溪。     

中国“文化遗产学”研究文献综述

21世纪初至今,文化遗产的概念日渐为国人所认识、接受并实践,与此同时,文化遗产学的建构不断为学者、业者所关注与探讨,蔡达峰、潘如丹、曹兵武、杨志刚、苑利、孙华、贺云翱、李志超、彭兆荣、徐嵩龄、李军、张廷皓等专家学者发表了诸多论著,探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有效推动了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的构建。     

论西汉的内朝政治

西汉内朝的出现是皇帝专制发展的产物。具备内朝官资格的官员大致有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光禄勋、司隶校尉、大夫、博‘、给事中、诸吏、诸曹、侍中、散骑、等等,而他们自身与内朝的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 1期所刊登的耿云志先生《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明显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 ,意在维护胡适 ;二是以己意曲解、推测史实而为胡适辩解 ;三是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     

“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以《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为例

雷海宗先生1928年对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的书评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作品。雷海宗先生深刻地批判了该书"欧洲中心论"的重大理论缺陷,指出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该书还通过随意选材、牵强附会、掩抹史实等手段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雷海宗严厉批判了"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念。     

孟光涛与贵州山水画

叙述与孟光涛先生的交往,介绍孟先生山水画的特色及在贵州美术史上的地位。     

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

蒋、庞二位先生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但是庞先生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先生更注重以系统的方式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当是结合这两种眼光,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和历史学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吸收,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