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足智多谋的王殊同志

在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的日子里,我思念被称为“提出中德建交第一人”的王殊同志。王殊同志本是淮海战役的战地记者。建国后是新华社驻外的名记者。1972年他在驻联邦德国时,了解到联邦德国的情况与一般传说的不完全一样,便写内参反映。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他的建议后,格外重视,并接见了他。遂后,中国很快与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多有报道。     

中法建交谈判及筹建我国驻法大使馆琐忆

1963年12月,我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期间,被抽调为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石油技术考察团当翻译。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电话,说另有新任务,要我立即返回驻瑞士使馆。返回瑞士后,领导告知,中法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国内决定调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巴黎参加筹建我国未来驻法国大使馆先遣组工作。     

罗瑞卿生命的最后一程

1978年7月18日傍晚,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我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装,和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等人一起,静静肃立在停机坪上,等待着一架来自遥远祖国的专机,等待着一位来自遥远祖国的贵宾。     

柴泽民回首中美建交风云

最近,我有幸结识了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柴老先生是山西闻喜人,今年已经88岁高龄了。是当年闻喜县牺盟会的负责人。解放以后,柴老曾经担任过中国首任驻泰大使、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是中国外交界一位颇富奇色彩的人物。谈起当年的中美建交,老人如数家玲。     

中德建交中德国基督教联盟党的作用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两国建交的重要原因除国际因素外,各自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在野党的基督教联盟党看准时机,通过党内领袖与中国政府积极接触增进两国了解,为中德建交打开了局面,最终促成两国建交。     

黎庶昌与中日文字之交

一黎庶昌(1837～1898)是清代末叶也即日本明治时期中国和日本国正式建交互派公使后的早期驻日公使。他在先后两任驻日公使的6个年头中,在外交事务之外,以中国学者文人的特长,开展了大量的“文字之交”,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

正1990年9月至1993年8月,我受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其间,我有幸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了一段友好交往。首次见面不期而遇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     

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相较于晚清以来的两次建交尝试,此时呼吁中梵建交固然与国民政府全力争取外援的抗日战略一致,但大背景已经改变,废约运动的兴起成为影响国民政府考虑与梵蒂冈建交的重要因素。外交部在分析利弊得失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把中梵建交事宜提上日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国民政府虽然仍存顾虑,但总体上倾向尽快与梵蒂冈建交,并实质性启动了建交通使的准备。不过,这一次由于梵蒂冈态度消极,建交问题再次搁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从公使到大使:中瑞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面对中国的变革,瑞士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经过四次建交谈判,两国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瑞把各自驻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瑞士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综合考虑,对中国形势的客观评估以及中立外交的传统等,是瑞士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原因。中瑞建交,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拓宽了各自的外交舞台。     

吕章申馆长在“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上的讲话

正尊敬的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白林女士尊敬的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主席让-保罗·克鲁塞尔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展现中法两国50年来文化交流重要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隆重开幕,这是中法博物馆界友好合作的一件盛事,也是中法博物馆界为中法建交50周年奉献的一份厚礼。它将载入中法文化交流的史册!本次展览虽然只有十件美术作品,但却囊括了卢浮宫博物馆、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农宫博物馆、奥赛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这五家世界著名博物馆的精品力作。     

清末天津物价与外侨在华日常生活下——德国驻津领事馆档案资料札记之一

联邦德国档案馆藏清末德国驻天津使馆若干档案,保留了那个时期天津的若干物价与商业资料,使我们得以窥知当时神秘的外国人在华的消费习惯、生活水准,以及汇率与物价变动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弥补了一般中文史料之不足。     

读者来信

2012年第4期《日本为何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这篇文章标题很吸引我,但看到最后,发现整篇文章主要是叙述日本与中国建交时的一些外交史实,并没有深入剖析“为何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这一问题。     

我所经历的中古建交

正1960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古巴共和国宣布正式建交,5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古建交的亲历者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从1959年4月起随孔迈赴古巴采访,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近七年,直到1965年12月离开哈瓦那回到新华社总社,是中古建交全过程的亲历者之一。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事件的记录者,我把这件重要外交事件过程讲述出来,以飨读者。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不要忘记第三世界的朋友"——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记

2007年，我应墨西哥学院的邀请，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这是我第五次造访这个美丽的国家。故地重游，又看到许多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心情格外高兴。时值中墨建交35周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其他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来自中国的歌舞、戏剧等各种艺术团体，在剧院和广场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纪念演出，吸引了无数墨西哥人的眼球，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也感受到中墨建交后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政府的正式宣布建交,终于正常化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划时代地访问了美国。就在这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任务是向国内读者报道美国。从此,我们两大国之间、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息息相关的演变。自两年多的旅美记者生涯以后,我又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应美国政府新闻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fightScholar）在美国匹茨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里讲过一年半学、随后又多次赴美探亲、访友、开会。我似乎与美国和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我所亲历的中法建交

1952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毕业后,进人中国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因缘际会,参与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闻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40余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陈香梅 讲述基辛格访华

中美建交前夕,陈香梅被尼克松委任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因此有很多机会和尼克松以及白宫官员接触,她亲历了中美建交的始末。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邓小平访问美国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中美建交以后我随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