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去桃园以后——1967年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采访

主动请缨去桃园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     

谭震林的一封信

正1967年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表示了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愤慨。林彪看后转送给了毛泽东,后又把毛泽东的批复件撕掉了。我亲历了这封信的处理过程。(一)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围绕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留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解放军报》“1·20反革命事件”始末

《解放军报》从“文革”开始特别是1967年“1·13事件”,以后,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热点,不断有各地各部队的造反派来军报探询、串联。林彪于1967年1月17日给军报“革命同志”的信,虽然明令只在军报内部传达,实际上却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国上下,再一次增加了军报的吸引力。1月18日、19日,军队特别是军事院校造反组织的人,更成群结队地到军报。1月20日中午,竟演化成以“绑架和暗害肖力同志”(即毛泽东和江青之女李讷)为目的,引起“江青同志无比愤怒”的“1·20反革命事件”。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

1967年2月,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     

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九大”期间的陈毅

一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与会者持有不同意见。“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富春、     

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会议以后,他代理病重的周恩来全面负责起中央党、政、军的领导重任。这时,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任务是:第一,苏联仍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全面备战仍然是军队的首要任务。第二,“文革”没有结束,要继续维护国家局势的稳定。第三,四届人大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再次明确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显然,军队目前的问题与所承担的任务极不相适应。而同时,“四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

1967年8月7日,“文革”干将王力在钓鱼台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了臭名昭著、后来被毛泽东愤怒地谴责为“大、大、大毒草”的“王八七讲话”。 8月19日外交部夺权闹剧发生的当天,毛泽东在上海与阿尔巴尼亚客人在至今未经报道的会见中谈笑风生:“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啊?……”接下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文革”中的梁漱溟

1966年"文革"爆发时,梁漱溟与许多人一样,对这场政治运动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就要说话,就要抗争。但他的抗争,又是与其他一些人的抗争不同,因为他身份特殊又历来敢讲真话。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清华武斗与宣传队进驻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是“文革”期间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武斗,它不仅是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响到文革的进程以及红卫兵运动的命运。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二)

利用清理档案制造冤案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内容为: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挑选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公安部的档案是1967年11月5日经中     

卡扎菲的“人民划分论”

当地时间3月19日,法、英、美等多国联军空袭利比亚,展开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当晚,卡扎菲发表电视讲话,指责多围军事干预利比亚是“不正当的侵略”,并再次威胁将袭击地中海的民用及军用目标。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据1966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53万4千人,中专生为47万人,中学生为1249万8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重访文化部“五七”干校记感

一别湖北咸宁向阳湖（古称云梦泽）近三十年了。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向阳湖是我梦京魂绕的地方。“文革”期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便分配到被钦定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原文化部。“文革”中期,文化部系统的六千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勤杂人员等被扫地出门,赶到了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每天从事体力难以胜任的惩罚性劳动,如围湖造田、开荒种植;今时今日则又提出要“退田还湖”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正确与荒谬,如同完头上的虱子—一明摆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一封信,提出党政干部要学工学农,便将干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