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     

怀念老院长吴仲超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对于故宫博物院广大职工来说,是个哀伤悲痛的日子,卧病三载的老院长吴仲超与世长辞了。当时我正在扬州观音山文物局培训中心讲课,十一日到南京后宋伯胤同志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十二日返回北京,向吴老遗体告别仪式已然结束,我以未能看到吴老遗容而深感遗憾。     

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     

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囊中羞涩,就一直在宿舍消磨着时间。当时在中国的同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在深夜看到有留学生宿舍亮着灯,要么是非洲学生喝酒听音     

邓拓被毛泽东训斥后的反应

上世纪90年代某日,我在人民日报北区宿舍小区的路上,看见一位老先生手提布兜,身穿一套干部服,踽踽独行,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我走近几步一看,这不是报社图书馆老馆长谢兴尧吗?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经过了"文革"这么多年,他还活着呀?谢兴尧一直顺着北区宿舍的大道向东北方向走去。我像新发现一件出土文物似的,马上去告诉报社的老同事黄植,黄植已经知道了谢兴尧搬到北区宿舍19号楼来了。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一千零一日 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囊中羞涩,就一赢在宿舍消磨着时间。     

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

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要出版一部专集祝贺罗尔纲同志八十五岁大寿和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年,要我写点东西。罗尔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也马上要付排,叫我拟篇序文。两件事都有意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面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闹心的小学时光

1957年冬,我正在北京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后,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忆小平同志黄山谈话

1979年7月,是最热的时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携省革委会副主任侯永来黄山,要我去谈话,我时任中共徽州地委书记。万里告诉我,小平同志要来黄山休息几天,他实在太累了。并嘱咐不必惊动大家,只我一人来负责接待,地委其他同志照常工作。我回屯溪与地委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公安处长、接待处长以及一位厨师等有关同志上黄山布置接待事宜。     

洗星海手稿归国后护送简记

洗星海手稿归国后护送简记孟波１９４６年秋,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主任李伯钊同志要我和金紫光（当时我任文工室支部书记和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金紫光是乐团副团长）一同去杨家岭,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同志,邓洁同志取出一只皮箱,告诉我们这是刚从南京由军调处执行...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

1999年4月16日晚7点多,我正在看新闻联播,于光远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温济泽同志去世了。他说,听说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去世的,但他还没有核实。我立刻给温济泽的夫人钱家楣打电话,果然,老温已经不在世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说他因为肺炎住院治疗,还说要去医院看望他。家楣同志说,因怕患者再感染,医生不允许现在去探视。我说,什么时候让看了,告诉我一声。没想到转眼之间天人永隔,竟与老温永别了。家楣同志告诉我,一直到去世前的七八个小时,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15日下午四五点钟,他让家楣给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热闹的月坛北街

“泡病号”的日子1974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北京分社没有宿舍。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五号楼的四层。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     

湖南湘阴城关镇西晋墓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湘阴县信用联社宿舍(原县法院宿舍)房基加固护坡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我馆刘永池、周晓赤、徐爱平等同志闻讯赶到现场,发现早在一九八五年县法院建宿舍时,就将该墓南半部分浇注了混凝土,压在了宿舍北边的房基下,这次房基护坡工程又将墓室北半部分挖残。对此,我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现将清理的该墓残存部分形制及墓葬中出土的部分器物介绍如下:     

1985年,在武汉接待我的苏联战友

1985年夏,我应民革武汉市委会之邀参加了我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纪念会后,刚回到我工作的监利人民大垸鄂南糖厂建筑工地,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我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老战友来到武汉,要我赶快去武汉与他们会面。于是我又急匆匆地赶到武汉。     

与“江湖小姐”周旋

正我(沈安娜)打入国民党机关后,怎样才能站稳脚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舒曰信曾告诉我:要注意观察。首先要像"舅舅"讲的那样,对周围的人要分清敌友,确定亲疏关系。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和我同住的还有两个职员,一个胖,一个瘦。胖女士三十来岁,听人说是省主席亲信的老婆,和丈夫分居。她成天苦着个脸,对人爱搭不理的,平时很少说话。在机关里,谁也不主动和她搭腔,更没人敢议论她,大约是怕传到她丈夫的耳朵里引起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