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丹麦王子馆倡导单车出行 9月25日,清华大学敞开校门迎接丹麦王子约阿希姆。约阿希姆王子向5位幸运的清华学生赠送了世博会丹麦馆的自行车,和清华师生们一起参加了“骑回自行车”活动。     

老清华的人文气息与住家生活

又到了学子们经过高考拼搏选择大学的时候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其中的大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这时期的清华生活,却是相对平静的黄金时期。杨振宁先生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相当混乱,但清华园却是‘世外桃源’,我们的确过了八年幸福而又安定的生活。”宗璞先生也说:“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偈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马约翰、李广诚、赵元任等先生的家庭不仅和睦、亲切而且也很有趣。     

忆马思聪三十年代在北平举行的小提琴演奏会

忆马思聪三十年代在北平举行的小提琴演奏会汪鹏１９３６年春,中国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应北平“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的邀请来北平举行演奏会。那时我还在清华大学地质系读书,课余师从清华的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经我同寝室的同学和好友莫德全（马思聪的亲戚）介绍...     

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船琦先生

清华大学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在清华人眼中,“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     

老清华的人文气息与住家生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这时期的清华生活,却是相对平静的黄金时期。杨振宁先生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相当混乱,但清华园却是‘世外桃源’,我们的确过了八年幸福而又安定的生活。”宗璞先生也说：“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偈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马约翰、李广诚、赵元任等先生的家庭不仅和睦、亲切而且也很有趣。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散记

2011年4月24日,我作为校友返校参加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百年校庆“校友签到处”就在“二校门”以北的东路．有签到后挂名签,赠校庆资料和纪念章。所赠校庆资料有：《新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特刊》、《新京报·清华百年纪念特刊》、《紫荆·百年校庆纪念特刊》、《紫荆》总第173期、《清华研究生·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特刊》等。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全面了解清华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北大师长们的故事（连载一）

20世纪60年代．我有幸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虽然两年后就遭遇了文革这场浩劫,众多师长们的风采还是令我终生难忘。原来我以为。大学里的老师都是教授,一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且都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出乎意料,北大的师长们绝大部分都很朴实,一身中山服,态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那个年代显得比较“各色”的,西服领带,衣冠楚楚,一副大家学者风范的,寥若展星。     

解放初期我在“武高”读书生活片断

我于1947年秋至1949年,在武汉私立武昌博文中学(今武汉市第十五中学)读初中,我这初中娃娃,坐井观天,只听说教会学校博文中学、文华中学、希理达女子中学是比较好的中学。后来,听到的议论多了,就知道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武高”或“省高”、“武高”)是更好的中学。师生们说:“武高有名校长,有好老师。在武汉的中学教师中,数学名师‘四大金刚’吴荫云、王言伦、丰道济、陈化贞,都曾在或正在‘武高’任教。”“‘武高’教导管理有方,教学质量高,很多人考取了北大、清华……”每当我听到这些议论,就无比向往。于是,暗下决心:如果能读到高中毕业,非“武高”的毕业文凭不拿!这是小子狂言,只能埋在心里。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第一部分：抗日战争初期1．到胡宗南部“服务”我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对一月一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我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我在该…     

杨绛谈她和钱钟书

20世纪50年代看杨绛先生翻译的名著《堂·吉诃德》，深为译文的流利典雅折服；80年代读《洗澡》、《干校六记》，令我钦佩的是杨绛先生的举重若轻，哲人胸怀；以后看了三卷本《杨绛作品集》才知道杨绛早在40年代就写了不少优秀戏剧和散文。 最近听说杨绛先生将钱钟书和她今年的稿酬72万元及今后他们作品稿酬的权利统统赠予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作为清华校友，对这事颇感兴趣。经老朋友吴学昭介绍，见了杨绛先生。 早听说钱钟书、杨绛不愿接触媒体，担心受到冷遇，不料一见如故。杨绛、钱钟书都是江苏无锡人，我家乡江苏…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希望他们写一段,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谈。”     

[两弹一星]元勋和叶企孙教授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 清华人和西南联大人 在 １９９９年建国 ５０周年大庆前夕,中央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２３位元勋中,有六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一位是通过清华公费留美的学生。他们是：王淦昌（１９２９年清华物理系毕业）、赵九章（１９３３年清华物理系毕业,１９３４年公费留美,１９３８年返西南联大任教）。彭桓武（１９３５年清华物理系毕业）、钱三强（１９３６年清华物理系毕业）。王大珩（１９３６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周光召（１９５１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另外还有钱学森,…     

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先生

清华大学与梅贻琦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在清华人眼中,“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吴斯特工学院电机系。自1915年应聘清华学校物理课教师直至病逝,以毕生心血和精力贡献于清华,凡47年。其间有17年(1931—1948年)主长清华,使清华大学从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们的个性

正民国是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又在时代夹缝中尽显个性和骨气,名士之风甚烈,而大学校长们更是个性鲜明。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做人外圆内方,     

陈忠实出资设立“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

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参加作品研讨会．当他看到编辑们的工作条件很差时心里很不落忍．就毫不犹豫地拿出两万元稿费．“为改善编辑们的工作条件尽一点绵薄之力”。在当时．两万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忠实却说：“虽然我也不是很富有。但我不能忘本,如果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编辑的倾力提携．也不会有《白鹿原》的今天。”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我们那里穿“的确良”服装是一种时髦,听人说这种布不易褪色,久洗不皱,挺括凉爽,所以很受人们青睐,加上买“的确良”又不要布票,更使百货公司每卖一次“的确良”便有人半夜起来排队,因数量有限,城里人挤破了店门也难买到,有头脸的领导可以内部照顾,像我这样在乡下卫生院工作的人,只能心安理得地穿皱巴巴的棉质衬衣,穿“的确良”衣服只能看成是一种奢望。我们卫生院有两位上海毕业的医生,他们穿“的确良”衣服,就是潇洒,显得气质不同。这令我和公社干部们羡慕不已。我试着请他们帮我在上海买点“的确良”,但回答是:在上海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