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二）

<正>主席给鲁艺“吃了个小灶”（于蓝，时为鲁艺戏剧系学生）我当时很小，1942年刚过20岁，刚参加演员工作，开座谈会时我没有去的资格，参加者都是一些有威望的老师，或者是来延安前已经很有成绩的一些同志。座谈会后不久，毛主席到鲁艺来，当时《讲话》还没有发表，周扬同志要求主席给鲁艺“吃个小灶”，主席答应了。     

怀念杨东莼先生

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早期有两个领导给人印象很深,一个是刘介愚同志。我和刘介愚同志有四十多年的交往,我们是一块从人民解放区过来的。但有个遗憾,虽然他们很关心关照我,想培养我,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处境,我比较"落后",对于我跟刘介愚同     

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主席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在中南海上班。解放初,社会上游泳池不多,我们党委机关的干部也不去那里。中南海有一个游泳池,在中南海上班的人很多,不可能都去,记得那时发游泳证,凭证轮流去。我们宣传处有一张也可能是两张游泳证。我游得不好,却很想去。当时我初到北京,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听说毛主席常去游泳,很可能会见到毛主席,因此,更想去。夏日炎炎,谁不想去?处里同志照顾我,有一天把游泳证给了我,我很高兴。     

女降神者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对非常陌生的男女,两人都上了年纪,穿着也很普通,但是父母显然很尊重他们,用一对平日里不常见的杯子为他们倒了茶,在我当时的感觉里。只有来了很重要的客人,父亲才会拿出这两个他收藏了很久的茶杯,可以说这两个茶杯就是客人尊贵身份的象征。     

胡绳帮我改文章

正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作"神童"。夏衍和胡绳30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18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作"神童"。"神童",我想也是"少年早慧"     

忆45年前的北京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一 1949年11月初,那是广州解放约半个月之后,我正在广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参加接受国民党妇女会的工作。一天,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粟稔同志来通知我说,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经天同志要找我谈话,叫我到办事处去。 我依预约时间到办事处。我同雷经天同志是初次见面,他很热情。当时在座的有中共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枫,我们也是初次见面。粟稔当时也在座。雷经天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学历、经历,以及入党以后各方面的情况,我一一汇报以后,他对我说:     

致《炎黄春秋》编者

《炎黄春秋》创刊以来,不断在进步。有些订户过期收不到刊物,常向我催问何日出版,足见读者是爱读的。不久前,我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位同志,复印总第4期《王实味冤案》一文,据那位同志说,许多同志看了这本刊物,都很喜欢,认为内容新颖,很吸引人,版式、插图、封面也都很好。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宣传得不够,以致他们一直不知道有这个刊物,希望我们今后要加强宣传推广工作。 我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满意的。明年改为月刊,我也赞成。提几点意见如下。不过,我现在只有一本新收到的总第7期,以前各期不在手边,因此,不能提更多的具体意见。 (一)《…     

关于《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一文的来信

《纵横》编辑同志： 今年5月,我在网上读到贵刊2008年第10期所载张白怀等人写的《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文中涉及我的祖父程一中和姑姑程哲宣（时任方震小学校长）。1947年时,我虽然只有11岁,但他们筹办该校的整个过程都在我家（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进行,我曾跟随家中大人多次到地处闸北的方震小学参观,卜明同志也曾在我家养病……可以说我是当时最年幼的目击者,     

我演林道静

我开始扮演林道静接受任务时心里很紧张。当时几乎全国各地都关心着《青春之歌》的拍摄,有许多热心的观众还拟出全部演员名单寄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这说明小说在群众中影响之深,也说明读者要求把《青春之歌》小说搬上银幕的强烈愿望。尤其作为向国庆献礼的剧目,要求水平就更高。而主要角色的成败是会直接关系到一都影片的质量的。可是我能行吗?当时不仅我自己怀疑,就是有些同志也     

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60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60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60岁以上的委员有383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60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     

吴江在拨乱反正中

吴江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在兔年来临之际,我和二位同志一起去看望了他。94岁的吴江同志精神很好,思路清晰。我们一起回忆往昔,颇有感慨,也很愉快。我早有写吴江之意,这次会见,促使我立即动笔,将我经历和知道的事,略加叙述。这既是讲公道,也是还原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负责编辑乔木同志文集的郑惠同志给我寄来几封存档的信件,有乔木同志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给邓颖超同志解释那年“七一”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所思》四首七律的信,还有六月十五日给钱钟书先生的信,以及钱钟书六月八日、十八日给胡乔木的信,也都是关于那四首诗的。钟书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我。郑惠同志以为这些信件很能引起历史文化兴趣,一定要我谈一谈有关情况。其实,事隔十五年,当时种种,都已模糊,迫不得已,还是硬挤出一点材     

“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     

让漫画变成沟通桥

亲爱的心曲姐姐：你好!我是上初二了,父母很宠爱我,可是最近我觉得他们对我不似从前好了,昨天中午他们让我午休,可是我没有马上做,而是看了会漫画书,爸爸过来就把书给撕了,还说我看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是借的同学的书,怎么跟人家交待啊？我当时很生气,就和他们吵架,爸妈也很生气,他们说我不懂事、     

让漫画变成沟通桥

正亲爱的心曲姐姐:你好!我是上初二了,父母很宠爱我,可是最近我觉得他们对我不似从前好了,昨天中午他们让我午休,可是我没有马上做,而是看了会漫画书,爸爸过来就把书给撕了,还说我看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是借的同学的书,怎么跟人家交待啊?我当时很生气,就和他们吵架,爸妈也很生气,他们说我不懂事、     

胡宗林（仁钦索朗）与张华

“1950年,我和老胡结婚了,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是组织上给介绍决定的……”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恋爱那一年我19岁,在部队的宣传队工作,老胡30岁,我不认得他。但是老胡在政治处,正好管我们的宣传队,所以他对我有印象。当时就提出说战争结束了,很多同志年龄都大了,都在30岁左右、需要成家的很多。总参的一个参谋长做的介绍人,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

周副主席说: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 1941年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新华日报>位于重庆化龙桥的编辑部去.心想,谁会是我新的联系人呢(作者当时刚入党不久--编者注)?因为姐姐在<新华日报>工作,所以我跟他们社里的不少人都挺熟,虽然彼此心照不宣,知道都是"同志",但互相间谁也不去点破这层关系.     

我叫"活着欢"(三十一)

三十四、踮着脚和屈着腿朋友们多说我这辈子值,我也说是。朋友们比较多的看重我的那些头衔、荣誉。我也很看重它们,因为那是社会对我认同的标志,对于有些头衔,我获得它还是很兴奋,很有满足感。比如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不仅因为这是两所名牌大学,还因为这两张聘书,前者出自著名历史文化学家冯天瑜之手,后者出自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之手。他们都是治学严谨的大学者,绝不会拿这些聘书去私相授受。     

上海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党机要人员

拜读贵刊今年第六期刊载的黄大能老同志的《我与黄竞武烈士的三次谈话》,很受教益,也感慨颇多。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黄老缅怀二哥的兄弟情谊,对烈士深切崇敬的心情;同时也不禁引起我对上海地下党机要人员英勇牺牲的思念和缅怀,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与黄竞武同志同一时期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烈士!时光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人们不能忘怀他们的光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