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国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中直接向一位“大人物”发难的一次派性活动,同时又是诱发我后来告别派性、告别“文革”的事件之一。大约是在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在刊登陪同毛泽东接见活动的人物照片时,经常是左边为林彪,右边为周总理;在报道参加者的名单时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反而或排在后面或根本不让出名字。这种不符合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排列顺序,往往被“红卫兵”当做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毛泽东曾想培养张春桥接班

“文革”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革”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身中国政坛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     

漫谈与饮食有关的北京胡同名称

我也许可以称半个“老北京”了吧。当年,在“内二区”一座四合院民宅中“呱呱落地”到如今,一晃近六十年。除“文革”中下放农村几年,基本都是在城里“混”。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1967年的生死大逃亡

1967年,我在四川奉节县一所中学教书,因平日爱写些小文章,“文革”风暴一来,就被揪斗了。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回忆在贵阳十五中上学的往事

1969年9月初，我接到贵阳十五中学的入学通知，本来我应该在前一年升入初中的，只因“文革”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延误了一年。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在作家协会“五七干校”

“文革”风起,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我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1970年初又斗成反革命分子,在干校一呆就是6年。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中共九大是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是“文革”第三年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新闻影片中,毛主席扳着指头说“已三年了。”这是“文革”达到的一个高峰时期,回忆起来,正是在九大前后,山西南同蒲铁路却混乱的出奇!两派群众的武斗冲击铁路,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无法正常运转。非法的3．18列车即是当时晋南铁路的“怪胎”,为此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照办”的“7．23”布告,     

燕园琐忆

正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学制六年,“文革”期间因中央警卫部队进驻领导“斗、批、改”,以便推广“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林木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验,在校时间延后八个月,实际在北大待了六年半。正常学习期间,平心而论和老师们私下接触不多。“文革”期间,     

1966 年去北京串联的回忆

1966年,出生于大别山区麻城的我刚满12岁．一进初中就赶上了“文革”的开始。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