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意大利使馆六年工作回顾

1972年11月,我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从对外友协调到外交部,将被派往驻外使馆,并限我11月份去参加学习。我按时报到后,才知道将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从1973年初到1979年5月底,我在意大利工作了六年多,先后与沈平、韩克华、王国权和张越四位大使共事,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那特殊的年代,也见证了六年间中意关系的风风雨雨。     

老一辈革命家的饮食故事

我是1956年从杭州调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的,1983年又由部队转业到北京市工作。在长达30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有很长时间是负责中南海总特灶的膳食管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使我有机会了解到第一代中央领导的饮食情况。时间久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吃”上所持的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由于首长各家经济状况和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1911年至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

1911年至1913年是辛亥革命从爆发到结束的时期,也是孙中山与法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试图联系法国对华的外交政策来考察这期间法国与孙中山的关系,这样做是想从另一侧面加深对孙中山与法国关系的研究。为了从各个方面展示法国与孙中山的关系,本文在内容上不能不涉及法国与清政府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也不能不涉及法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     

周总理交办的三件外事工作

1970年我从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参与了三次具体的外事活动,虽然不是很重大,但从中体会出周总理的“细微处见精神”的工作作风。     

回忆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五灵观之会我原在中共襄阳地下党工作 ,1 941年被捕变节。其后被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战区调查室工作。调查室是一种特务机构 ,我看不起特务 ,不愿作这种工作 ,而特务也瞧不起我 ,以致彼此关系不善。我遂于 1 942的 6月 ,在樊城给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调查室写了一个辞职书 ,邮寄到老河口。调查室主任冯树见了十分恼怒 ,即签请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逮捕我。幸亏我的朋友 ,时任国民党樊城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项乃光从中斡旋 ,给了我一张军委会护照 ,让我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吴崇正重新安排工作。到重庆后 ,我找到了吴家院…     

漫谈观众研究视角下的博物馆传播

博物馆传播活动囊括了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收藏到教育,从研究到欣赏,小至一件展品、大到一个展览无不体现了博物馆特殊的传播路径。在传播过程中,观众是受益者同时也是博物馆工作链条中不可忽略的环节,博物馆如果对观众认知特点没有足够把握,将导致博物馆在传播活动中缺乏针对性,造成传播效果不佳,影响整体收益。本文旨在对观众与博物馆传播二者关系进行探讨,在人的研究与物的研究之间建立有效连接。     

孩子,妈妈向你道歉

那一年儿子4岁,刚上幼儿园中班。一个周日,几位同事到家中玩。午饭后,我们一起闲聊起来,自然而然的大家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同事小孙参加工作已经5年了,在工作上一直尽心尽力,班级工作也是数一数二,在教学上更是没的说,可因为不善于处理与领导之间的关系,     

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长治师范工作中的几件事

正我从山西大学毕业后直到退休就一直在长治市从事教育工作,其间,变更了几个工作单位,而在时称晋东南地区长治师范学校(现长治市师范学校)的工作时间最长,从1971年调入到1984年调离,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这个时期整个国家经历了很多大事,作为一个基层的师范学校,教学工作也不可避免打下了许多时代的烙印,现将部分记忆深刻的经历叙述给大家。     

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从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     

一个利用者对档案管理中几个问题的认识

<正>我在档案馆工作了20多年,2002年被调到史志办。从档案馆到史志办,我实现了由档案管理者到利用者角色的转换,也使我第一次从利用者的角度去观察、思考档案管理工作。在两年的档案利用中我感到,档案管理还存在着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地方。现将我的几点感受书于此,与档案界的新、老朋友共同探讨。     

怎么看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

正中国国民党从1919年开始与共产国际发生的联系,持续了8年,到1927年结束了其第一阶段。总结这8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该党人数发展到号称100万。同样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受到锻炼,党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名。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     

十年辛苦不寻常--祝贺方志出版社成立10周年

方志出版社从创办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对于正在或曾经在出版社工作的人们,想来皆能真切体会到这“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况味。我与出版社的接触,是2001年到了地方志指导小组之后。尽管没有亲自去操持出版社的工作,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了解,也深感办好一个出版社的不易。一     

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

从1978年3月开始,我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到1984年12月离开,近7年时间。这7年,是我们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组部历史上最繁忙、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我亲历了胡耀邦、宋任穷、陈野苹、乔石主持中组部工作,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一、牵头接谈组,恢复组织部的传统形象我1978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时,组织上即安排我跟着野苹同志在接谈组工作。     

四进联合国 风光各不同——忆十五年的联合国外交生涯

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1972年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到2007年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我分别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了15年,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在国内,我长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也是联合国。     

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中的问题探讨

目前考古学界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主要焦点是一些同志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从大溪文化发展来的,也有些同志则认为屈家岭文化不是从大溪文化发展而来,它与大溪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还有些同志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笔者根据已发表的部分有关资料和近几年在长江中游地区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有关资料,就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谈点个人一些不成熟     

用履职担当助力武汉改革发展

正2003年,因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我调入民建武汉市委担任秘书长一职,并于同年成为第十届武汉市政协委员,从此开启了我新的人生征程。从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算起,37年的工作历练,24载的"双岗"建功,我完成了从科技工作者到民主党派资深秘书长、从普通市民到市政协委员的角色转换,见证了武汉市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见证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蓬勃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亲见者和亲闻者,     

研究孙中山是我这辈子最感兴趣的事情

正我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的关系,可追溯到1958年秋我南来广州之初。当时,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科院历史所前身)工作,不久即同广东省文史馆的领导和成员建立了工作关系,主要是协作广东近代史一些重大事件的史料编纂和研究,同时也为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当义务编辑。两个单位毗邻办公,业务相通,我同省文史馆馆长侯过、胡希明等前辈十分熟悉,得到不少教益,开始认真关注岭南的历史文化。1961年,     

在美国学中国历史

从初中到大学,又到研究生,一口气学了十几年的中国历史。毕业以后,从事考古工作,钻山爬沟,翻书写字,也一直和中国的历史有着难解的缘份。     

蒋介石与陈炯明的关系论析——从合作到决裂

蒋介石与陈炯明的关系纷繁错乱,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是最终走向决裂。他们关系的变化不仅仅影响了当时的革命进程,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两者的关系研究上仍留有空白。本文试图对从二者产生交集开始,到二者关系终结进行描述与分析,以展示蒋陈二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全貌。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