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战犯集团改造纪实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所谓“满洲帝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的产物,而以溥仪为首的封建王朝残余势力则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形成了臭名昭著的伪满卖国集团。新中国成立后,有60名伪满卖国集团战犯在监狱中接受改造,经过认罪悔罪教育及劳动改造,逐步走向新生。《伪满战犯集团改造纪实》纪录了这一过程。     

国民党战犯改造始末

正战犯是指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同参与者,统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国民党战犯是指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俘获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省(市)党部书记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的是改变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军阀腐败观念,把他们从寄生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徐远举与《红岩》

小说《红岩》中的一号反面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其生活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当《红岩》出版并引起轰动,徐鹏飞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臭名远扬”时,徐远举已在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了１０余年。 这时,《红岩》作为一部政治宣传性极强的小说（按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默涵的说法是“党史小说”）,已经被当作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而列为当时人们的必读书。战犯管理所领导为了加强战犯们的思想改造,也买了一批《红岩》给他们阅读。因为大家都知道书中写了“徐鹏飞”,有关领导还特地让…     

收押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６年,在中国关押着千余名侵华日军战犯。这些昔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从死不认罪到洗心革面,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在这期间,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长远角度出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按照国际惯例,对这些战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改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文强改造，大嚷“毛泽东是我表哥”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舂,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新家”秦城监狱。“四郎探母”事件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     

新中国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基于国际法准则,为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以下简称新中国)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与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使之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和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从战争狂人到反战斗士

一、“忘记怨恨,结成友好”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我做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实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中日两国人民千秋万代的友好事业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参与制定了党和国家对日本战犯的政策,而且,还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循循善诱,教育做为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同志懂得这一事业的伟大、光荣及其深远的意义.     

冰心"改造"·顾学颉"悟道"

1970年元旦刚过,已是古稀之年的冰心和诗人郭小川一起,共赴离京迢迢千里的鄂南。3个月前,中国作协的绝大部分同志已先期抵达成宁劳动改造。临行时,军宣队的一位政委训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日本战犯从国防部战犯监狱越狱之后

<正>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建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所),由于地处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     

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的概况根据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需要,1952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同年7月至10月间,该联合办公室先后接收了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10万名干部、工勤人员和3万多名家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团中央系统的1500名干部、工勤人员和家属子女,     

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溥仪一行在黄山

正1964年4月2日,黄山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及国民党战犯特赦人员一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全国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形势趋于平稳。此时,溥仪及国民党战犯经过10多年的改造,思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了让这一特殊人群进一步了解解放后中国大好河山及发展变化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第一至第四批部     

杨振宁与岳父杜聿明北京相见的曲折故事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是国民党名将杜聿明的长女,当时,杜聿明作为国民党43名首要战犯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接受改造;他的岳母曹秀清和岳母家中其他成员则在台湾。1971年杨振宁要回国探亲了,是先往祖国大陆还是台湾探亲倍受关注。     

邓小平第一次“落马”时的故事

邓小平历史上第一次“落马”是在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的3月到6月。当时,“左”的临时中央把他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即“邓、毛、谢、古”,加以批判并关押劳动整整3个月。因为他不仅是“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又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对他的批评就更加严酷。邓小平在被关押劳动改造的3个月中,曾经发生过几件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唐义贞侠肝义胆送鸡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一个国民党中将的改造历程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国民党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在这27年里,黄维是如何被改造的?他为何拒绝改造?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后,黄维真的是如外界所言,至死都想去台湾?在黄维去世20多年后,其女黄慧南向我们讲述了其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在19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