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标志”与“军衔”的区别

正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中国有许多革命者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常出现对自己或苏联教官、其他领导的职务标志误以为军衔的现象。一位老同志回忆1925年到莫斯科后:"苏联一位少校"来接他们并送他们到基辅,在基辅军校"我的军衔是少尉","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他们的教官德国人施拉木"已是苏联上校军官","1928年春,苏联红     

怎样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代表团的访苏体验

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苏联。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心理上强化了代表团成员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苏方高规格接待,细致周到地安排参访和生活日程,热情的仪式活动以及双方互赠礼物的积极互动酿出代表团成员友好、愉快的心情;通过考察苏联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等,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苏联社会的美好,坚定了向苏联学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他们当时真切的心声。这样的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构成了中共代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并作用于代表团成员学习苏联的活动中,促进了他们确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了他们回国后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的实践。     

中俄解密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曾四度与他进行会晤。这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作为中苏两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他们年龄相仿,但两人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交往给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     

到海参崴去

在向我们开放的世界里,俄罗斯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中年以上的人甚至对苏联怀着一种梦幻般的感情。我常发现很多中老年知识分子至今最喜欢的还是苏联歌曲,每当唱起那雄浑悠扬的曲调,他们会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美好和充满理想的年华。前不久上海爱乐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唱苏联歌曲,不少人动情地流下眼泪,那感情是真切而复杂的。很多人有礼貌又     

苏联专家与中国军校的创办——对军事工程学院档案的考析

<正>20世纪50年代,苏联通过派遣大批顾问专家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全方位地援助新中国。在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下,苏联教育模式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唯一样板。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高校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试点,"1950年到1957年间,人民大学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为全国聘请专家最多的高等学     

琉球鸿儒程顺则

古代的琉球国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1372年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琉球国派遣了一批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和各种技艺。到中国学习的琉球留学生分为两类：一为“官生”,主要派往京城的国子监学习,所有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一为“勤学”,多在福州地区学习。虽然也是官派性质,但中国政府不负责他们的费用,而由琉球王府承担。在福州学习的琉球留学生中,有不少成为琉球史上的风云人物,程顺则便是由三山沃土孕育出的一代鸿儒、琉球伟人。     

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受害者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     

重评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

3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展了一场急风骤雨式的肃反运动(又叫清洗运动)。全国性的大肃反从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的重要领导人基洛夫遇刺逝世时开始,一直延续到40年代初。1937、1938两年是肃反最激烈的年头。不少人士估计,这场席卷全国的大清洗直接涉及数百万人的命运,成为苏联乃至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大事。     

试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对苏联军事的全面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上开展了对苏联的全面学习,派人到苏联学习和考察、聘请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以苏联为榜样开展了军队正规划建设和严格训练、订购武器装备、翻译出版条令、条例和苏军资料,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全面的提高,中国基本上是按照高度职业化的苏联军队模式向着正规化和职业化转变。     

1956，毛泽东与苏联

从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到剑拔弩张的敌人,再到战略合作的伙伴,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学习苏联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苏联充满了恩怨,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总体而言,中共党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是完全信任和敬畏的,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兄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留苏岁月

1955年9月份，我们上千名留学生身穿国家发的“特别包装”——出国服，西服革履，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苏联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闻见一股膻味、怪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列队做操，以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由于我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苏联老百姓围观。这     

陈赓四进南昌城

一1926年9月,陈赓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秘密离开广州,经上海到苏联去学习保卫工作,到1927年2月重新回到上海时,在广州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经顺利地打到了长江流域。陈赓到了上海,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的上海前两次起义,他没有参加上,却为第三次     

我在华工的学习经历

1955年,我从沈阳调到湖北。当时武汉重型机床厂还在建设中,我们30多个从全国各地调来支援武重厂建设的技术能手先被派往苏联学习。我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了半年俄语后,于1956年下半年出国到了苏联,先后在高加索重型基洛夫机床厂和列宁格勒的思维尔得洛夫机床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57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在武重厂当工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创设情景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正迈向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们国家学习和生活,同样,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到国外去旅游。因此,英语就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通工具。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大学英语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重点关注。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学生学好英语,在英语课堂上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和增加学习英语的信心呢?根据大学生的性格特点以及增加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作为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一定要充分的创设课堂情景来激发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和兴趣,通过创设不同的情境教学模式来激发大学生的大脑思维,这样才能让他们完全地融入到英语学习中来。对此,本文发表了自己简单的想法。经供参考。     

走近活佛的世界——藏传佛教中青年爱国人士读书班侧记

活佛,是在青藏高原这块散发着独特化气息的土地上产生和存在的一个群体。由于颇有些神秘色彩,在这个群体之外的人,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想深入到他们的世界是不大容易的。正如我,虽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也曾接触过藏传佛教不少的活佛和高僧大德,但从来没有真切地触及他们的学修和日常生活。终于有这样一次机缘．让我与来自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31位活佛．堪布、经师共同学习、生活了20多天。我想记下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但感觉也只是初步走近了他们的世界。     

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在1944年4月19日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同志学习,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     

一个革命家庭飘零苏联的跌宕经历

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秘密送往苏联学习。这其中就有任岳、王一两个年轻人。后来他们结为夫妻,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在苏联学习、工作了25年,后来辗转回国,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在西去莫斯科的列车上相识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县清港镇一     

关于冷战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由欧洲人支配世界近5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时的同盟美国和苏联,战后不久便分道扬镳。形成各自的政治军事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全面对抗。欧洲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焦点．是两极格局形成的标志。由于双方大搞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冷战研究,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在美国有所谓“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学术之争,他们在冷战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观点,为研究冷战提供不同的视野。     

我所知道的贵阳师范学校

正在贵阳母亲河——南明河畔,有一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师资的摇篮——贵阳师范学校。1956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期,作者来到这所校园,开始了学习、生活和锻炼。在这所校园里,我们学习知识和技能;我们参与了大炼钢铁、到农村锻炼的社会实践。经过三载寒暑,1959年8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带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毕业,奔赴到各自的岗位上耕耘播种。50年     

为中共地下党冒险送经费——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盛荣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决定选送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 1927年8月底,王盛荣同志和党内3000多人,分别辗转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红色之乡——苏联。在那里,经过了近三年的艰苦学习,于1930年7月归国。归国后,在上海共青团沪西区委工作。两个月以后,上海团中央认为他与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毫无来往,决定送他到苏区工作。11月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分配到兴国县任团委书记兼少先队队长。1931年秋,中央苏区召开了党代会、团代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