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武汉的“三本书”

<正>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在英雄榜上，瞿秋白占据显耀的位置。1927年3月下旬他第二次来到汉口，住在汉口辅义里27号，9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上海。在武汉的6个月里，他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宣传部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八七会议，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在武汉的6个月，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的时段。他在风云巨变的革命实践中，     

我所知道的肖作霖

原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肖作霖同志,逝世已经多年了。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谱兄,两人相处60余年,可称是知己的老朋友。我久要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杂务繁冗,一直拖到今天。虽然迟了些,但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中国文化学会肖作霖,别号克念,湖南邵阳人,生于1908年。黄埔军校六期步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研究班第一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汉口创办《楚天日报》,宣传抗日,1933年加入复兴…     

筹建民盟汉口市支部的回忆

民盟武汉市委是由解放前的中国民主同盟汉口市支部发展起来的.它的正式建立是1948年的事.不过,它最初的5个筹备委员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和我早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就陆续来到武汉地区各自进行盟务活动.唐午园、吴传启是1946年从重庆来汉口的;马哲民是张笃伦任湖北省主席时由重庆到武汉的;我原在民盟云南支部工作,1947年春来汉口,在汉口精业专科学校、武昌高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等学校教书,并从事些民主活动。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始末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张难先在国民党内以廉正著称,1927年他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时已有清誉。1929年南京政府五院成立,戴传贤邀张难先任考试院铨叙部长。翌年冬,蒋介石调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暂避舆论攻击准备下野前,先把他的军事将领安置要地,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     

詹大悲先生遇难前后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詹大悲先生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及广州大元帅府宣传员等职,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与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极端拥护。1926年詹先生随军北伐,抵武汉后,任五省宣慰使、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铁矿局局长、武昌官钱局主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27年又兼任汉口市党部组织部部长、汉口市政府常务委员、汉口铜元局局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武汉任职期间,詹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共产党员及一般进步人士合作无间,往返甚密。他在湖北任职只一年多的时间,但…     

第一次下汉口

这是一段略带伤感的回忆。但也很有趣。 我的家乡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小学毕业那年,我13岁,还没有见过城市。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图片,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对城市的认识,是从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小叔子那里听说的。他在汉口当了短暂一年的学徒。我总爱问他,汉口是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豫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     

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     

我和子恺

我与丰子恺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什么机缘?是因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上还是翻译家戈宝权的介绍?我都已不能记清。记得的只是在1938年的汉口。我们在汉口的交往却是短暂的,从春经夏,不过两个月。较长的时间是在桂林,大约跨过了一度春秋。 他比我长15岁,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可     

我写《汉口徽商》

2015年开年伊始,我的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汉口徽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提议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周晓山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原副院长,一位安徽籍人士,赋闲之后受聘为湖北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我与晓山是战友,他请我出山,我不能不尽战友的情谊。再说,我对汉口徽商,确实作过一点研究,对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毛主席接见交易街街长

1953年春节。毛主席视察武汉的时候．我在汉口交易街任街长。2月19日上午8时,毛主席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派人到汉口交易街（后来并入了大智街）找到我。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目睹了解解放军进城

1949年的4月底,武汉已是面临解放的局面。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们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当时,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住在汉口新成里内我姨妈的家中,与未婚的表弟赵次槽住在一起。赵次槽在汉口商业专科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他每天下午晚饭后,都在房中关着门收听延安的广播,有时也叫我听,除收听新闻外。     

国民党名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是民国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汉口、重庆、上海三大市的市长,甚得蒋介石、宋美龄之宠幸。5O年代,因与蒋氏父子有矛盾,被迫离台赴美,继而又与台湾当局隔洋舌战。吴氏晚年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就在他正准备返回阔别35载的故土的时候,却溘然长逝于美国大西洋边的小城萨凡纳。任汉口市长,临去防洪大堤前嘱咐夫人,你若听到礼拜堂的钟声,说明张公堤已破,我与堤同去了。1932年秋,蒋介石在汉口召见吴国桢,决定派他出任汉口市长。吴氏上任后,勤于市政建设,将前已初具规模的中山公园加以扩建。大门仿英国白金…     

汉口中山公园免费开放过程

提案的出台武汉市最早取消门票的公园,是汉口闹市区的中山公园。从动议免费到真正免费,历时4年。1997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将武汉打造成山水园林城市。时为省政协委员的我想：地处汉口黄金商业圈的中山公园,能否率先取消门票,给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调查发现,中山公园平时游客不多,不少人被2元钱的门票挡在园外。而公园对面的武商、武广等大商场,每天顾客川流不息。如果中山公园免票,即使每天只有三成游客来逛,其吃喝玩乐的消费,对公园来说,也是一笔可观收入。     

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

1934年我15岁时,经人介绍到程汝怀家中做杂事。当时,他家住在汉口府南一路德义里1号,他本人担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黄安县长,驻在黄安。我先在他家做杂事,后跟随他当卫士直至解放前离开,对他有所了解。     

“下汉口”

在我的故乡公安县,把去武汉称为"下汉口"。汉口代表了武汉。说起某镇热闹,也说是"小汉口"。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母亲来武汉贩烟叶,对人说是"下汉口",显得神圣而又神秘。仿佛下一趟汉口就是去往世界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出国。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该承载了我们少     

“重午欣逢兴自豪”——怀念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题词赠照十二周年

享誉海内外,深受国人尊敬的最后一位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于1993年3月14日晚在汉口寓所安祥逝世,享年104岁。喻老在世之时,我曾多次登府拜谒过他。记得是在1989年端午节上午,我又怀着崇敬和求教心情,再次看望他老人家。那时他虽已百岁高龄,然仍耳聪眼明,     

颜料行的传奇老板喻传真

周继承：我把解放前汉口颜料行业的情况说一下。喻传真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师傅。这个人很不简单,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解放后当过颜料行业公会的副主委。有人研究过李嘉诚的八大能力,我认为喻老板身上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解放前夜，我家是地下指挥部

1949年5月16日的汉口街头,人声鼎沸,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我盼望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汉口。汉口解放了。在这热情汹涌的人潮中,我和曾悖、张文澄、秦敢等中共地下党员和外围进步分子,兴奋地欢呼着,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回忆我与怪愚的交往

我和怪愚的友谊将近半个世纪,在许多日子里曾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怎能不写呢?我知道我写怪愚,一定也是在写我自己,因为无数的战斗,我们都在同一战壕里,同一哨所中,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又怎能分得清楚?因此一提起笔,不仅为了悼念怪愚,也是为了回忆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回忆中,才能更真实地看到怪愚的风范。 (一) 我最初知道怪愚是1938年。 那一年春天,我从江南的沦陷区突围出来,到长沙去找唯一认识的朋友——金家凤。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记者,这时上海的《大公报》已在汉口出版,我途经广州的时候,就向汉口《大公报》的范长江发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