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乐启良:《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对法国史学构成了强烈冲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渐趋衰落,而长期遭到排斥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表征史开始回归、复兴。很少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史也在艰难转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可管窥当代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及其方法论的创新。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法国拉布鲁斯史学探析

拉布鲁斯是法国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长期执教于索邦大学,其研究方法与史学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拉布鲁斯,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研究,而且创立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社会史范式。此外,年鉴学派也正是通过拉布鲁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拉布鲁斯的史学实践在20世纪法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将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带入了历史学,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心态史研究,对于文化史的繁荣亦有贡献。今天,面对日益碎化的新史学,重新关注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社会群体的拉布鲁斯史学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记忆史与心态史

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的场所》的出版,②标志着史学领域中记忆研究的开始。近年来,记忆史不仅涵盖了众多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全新的影响,而且超出了法国范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就其实践而言,记忆史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     

《中世纪的人们》及其对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历史尽管有着古老起源,可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则起始于近代。而社会史正式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叶布克哈特发起的"文化史运动"开始。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社会史迅速发展,并催生了诸如"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等一大批新的史学领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敏锐地提出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有一次"重新定向",即"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①而社     

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苏珊·卡兰特-纳恩的宗教改革史研究析论

苏珊·卡兰特-纳恩是美国著名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专家。她早年汲取社会学方法,受结构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启发,并在默勒、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等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下,投身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为这一取径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卡兰特-纳恩的早期著作探讨萨克森与图林根的乡村和领地城市在宗教改革冲击下的社会变化,可谓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范本。但其研究方法没能揭示为何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民众仍旧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中世纪天主教的某些信仰敬虔方式,对新教如何重新构建民众的宗教活动亦缺少深刻的解读。卡兰特-纳恩意识到社会史取径无法解决这类问题,转而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同时接纳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从而参与开创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领域。她撰写多部有关仪式与情绪的史学著作,借由开掘新教与普通信众在宗教习俗与信仰操作方面的互动和博弈,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让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别开新境。     

当今欧美史学界如何研究资本主义史?

正近年来,欧美史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乃是资本主义史研究重新回归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概念重新用于史学研究,其意图在于纠正过去几十年来被欧美史学界日益忽视和边缘化的"物质因素",希冀在历史研究中"重新找回经济",将经济因素带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1))将资本主义置于欧美史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思潮,并不是向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史回归,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更加宏阔的概念,力图以此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经济、社会、文化     

华南与内亚的对话——兼论明清区域社会史发展新动向

正30年来,没有人可以忽略社会史带给史学界的启发与生机,学者们基于社会史研究而生发的分歧、争论、疑惑、思考、探索,不仅形塑了本领域的发展方向,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孕育而生的田野调查,眼光向下关注大众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对中国史学各断代史、各专门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其中华南学派的研究让学界瞩目。华南学派将传世文献与田野观察相结合,以自下而上及自中层行政组织向下的视角,对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重新认知,对长时段的区域史以及由此而至的社会、国家整     

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发展,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口述史学方兴未艾。由于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献资料的缺乏,口头传说对非洲历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口头传说的价值得以重新发现。口头传说不仅是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提供了从内部解读非洲的钥匙。与欧美口述史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史领域所不同,非洲口述史研究重点遍及政治史、民族史和文化史等领域。非洲口述史不只是对文献档案历史的拾遗补缺,而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并且已经成为非洲史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

动物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史学新领域,被认为是新文化史出现之后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史学史学者将其看作历史学上的"动物转向",动物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被不断彰显。动物史认为人和动物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共享自然和社会空间。动物史的起源和发展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即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延伸,也有深受左翼社会思潮和运动影响的外缘因素,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以及随之兴起的左翼批判理论在动物史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历史学的"动物转向"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意义重大,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     

德国与欧洲的当代历史书写——斯特凡·贝格尔教授访谈

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教授生于1964年,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主席、鲁尔图书馆基金的执行主席、社会史教授,主要致力于现当代欧洲民族史、政党史、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以及比较史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本次访谈主要以当代德国与欧洲的历史书写、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写作、史学论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及对德国"战后一代"历史学家的评价而展开。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正"文革"结束之后,历史学界对"文革"时期极度教条主义和过度意识形态化思维方式与话语氛围进行清理,恢复了对"文革"前若干重大理论性热点问题的学术讨论。但是,这些探讨在重新达到"文革"前所达到的深度临界点之后难以继续推进,不久趋于沉静。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快速变革,史学界感受到理论贫乏的危机和研究范式突破的诉求。围绕"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中国史学理论形成一个探索的热潮。探讨的范围,不仅涉及对"史学危机"本身的理解,并且包括对20世纪中期以来提出     

吕思勉的社会史研究

吕思勉在"史界革命"的学术氛围下,把西方社会学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认识,主要有: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不应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史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尤其注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社会史研究以婚姻为社会组织的开篇,重视"社会关系"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际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的观点;重视生活方式研究,注重发挥史学强大的叙事性功能。这对于今天拓展我们的史学研究视野依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