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建构神话到多元化视角叙事——以淘金热史为例看澳大利亚史学研究之嬗变

考察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为学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史学理论的整体嬗变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淘金热史先是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被整合进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随后它又进一步被推崇为澳大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宏大叙事或现代化史学的典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又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史学界反思批判历史发展阴暗面及其代价的重要对象,如今它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多元化叙事的代表性议题。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对澳大利亚史学研究的塑造。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

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体现为其中蕴含的三项论证:批判帕斯夸莱·维拉里等人对那不勒斯历史的实证主义解释,将那不勒斯认同纳入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国家认同轨道;从自由史观出发书写意大利史,表达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抗议;反思破坏欧洲自由制度的非理性主义力量,论证伦理道德观念进步是历史进步的核心。自由史观、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进步史观、批判根据自然因素解释人类历史的实证主义,是把握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核心线索。历史学研究贯穿于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始终,尽管体现出唯心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克罗齐对意大利与欧洲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挑战,以及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等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史学分析。     

德国与欧洲的当代历史书写——斯特凡·贝格尔教授访谈

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教授生于1964年,现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主席、鲁尔图书馆基金的执行主席、社会史教授,主要致力于现当代欧洲民族史、政党史、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以及比较史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本次访谈主要以当代德国与欧洲的历史书写、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写作、史学论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及对德国"战后一代"历史学家的评价而展开。     

殖民与医学的“共谋”：殖民医疗史的认识视野

<正>西方医疗史早已成为史学领域比较成熟的专门史。与科学技术视角的传统医史不同的是,从史学视角开展的医疗史研究更注重对医疗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医疗史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著作《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李尚仁中译)从殖民医疗史的视角揭示了现代西方医学     

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

动物史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史学新领域,被认为是新文化史出现之后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史学史学者将其看作历史学上的"动物转向",动物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被不断彰显。动物史认为人和动物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共享自然和社会空间。动物史的起源和发展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即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延伸,也有深受左翼社会思潮和运动影响的外缘因素,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以及随之兴起的左翼批判理论在动物史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历史学的"动物转向"对于去人类中心主义意义重大,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的新路径。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澳大利亚灌溉叙事的演变及原因

从殖民初期到19世纪中叶的"征服自然"阶段,殖民者探索澳大利亚气候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刻的"干旱说"。灌溉被视为殖民进程中的关键事业,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通过工程技术改造社会实现更高文明的典范,由此便滋生了灌溉进步论,并在澳大利亚建国后被继承与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态退化的现实与科学研究的推进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的环境观,打破了灌溉的进步叙事,使其呈现出多样面貌。澳大利亚社会经济中重大议题的变化是导致灌溉叙事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当地的种族文化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灌溉叙事呈现的对立是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演进的结果,表达了澳大利亚人环境认知中的矛盾与利益纷争,体现了学理讨论与实践层面的落差。     

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去世之际的反思

国际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这是史学史领域的一大损失。伊格尔斯生前与本文作者有师生情谊,并合作出版了包括《全球史学史》在内的著作。在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具有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具有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历史书写及其政治语境——霍华德·津恩的“人民历史”及其影响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著名人物,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著称。他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史》以"人民"作为核心概念对美国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和叙述,反思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指出以往历史书写背后隐含的白人种族主义、精英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核心的分析范畴开始主导美国当代史学,津恩的"人民历史"恰逢其时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围绕津恩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在学术界内外展开的争论,体现了史学走向公众之后对政治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和分化,展现了学术和政治在历史书写问题上的巨大张力,这也反映了当代美国史学界在政治认同问题上所面临的分歧和挑战。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

非洲史学是全球史学的一部分,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伊斯兰和西方的书面史学传统传入之前,非洲早就存在历史书写的传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非洲史学经历了从殖民主义史学向民族主义史学的转换。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于非洲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并在全球史学转向的影响下,非洲史学向纵深发展,其史学流派更加精彩纷呈,如口述史、医疗史、环境史、经济史和妇女史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本文以非洲医疗史为个案,管窥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     

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

被西方学者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圣·奥古斯丁,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神学历史观的提出,被认为是史学领域发生的一场"智力革命",它不仅成为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对近代启蒙学者的进步史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探讨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西方史学史,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史学观念的发展,将大有稗益。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是建立在对古典史观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古希腊人看来,神明所创造的人类世界,最初是完美的,但它并非不朽,在它之中就已包含有衰退的种子,随时间的推移,…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

战后率先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与法国年鉴学派既有亲缘关系,又存在不少差异。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它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剐,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生态的变化,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和自然因素的稳定性,此外,环境史学具有比年鉴学派强烈得多的文化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