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

编者按: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与史学史,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了该中心三位教授的文章,对古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早期罗马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世纪历史分期理论的特点等问题作了讨论。易宁教授的文章指出,公元前四至二世纪古希腊哲学斯多葛学派与史学家埃浮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 7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些年来 ,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颇多 ,但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论著则较少。本文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疏理 ,尤其是就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作了认真的探析 ,认为后现代史学的核心是力图动摇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 ,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

被西方学者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圣·奥古斯丁,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神学历史观的提出,被认为是史学领域发生的一场"智力革命",它不仅成为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对近代启蒙学者的进步史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探讨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西方史学史,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史学观念的发展,将大有稗益。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是建立在对古典史观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古希腊人看来,神明所创造的人类世界,最初是完美的,但它并非不朽,在它之中就已包含有衰退的种子,随时间的推移,…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姜芃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一书,已在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西方史学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最新资料修订而成。除一位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外,其他六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全书共分14章,即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法国年鉴学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的新政治史、西方心理史学、西方城市史学、西方妇女史学、西方家庭史学、西方儿童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全书不仅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涉及多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而且还从历史学与社会以及社会学术思想的关系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人们了解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

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要务。这首先应从辨明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开始。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厘清至关重要。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不能屈从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议论,也不能从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推衍而产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理,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点,是系统性的史学史知识,中国史学史在其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史学理论的内容结构,应当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其中蕴涵广阔的学术探索领域。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中国新史学史料体系的重构

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作用与价值,但它所倚重的是档案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则引发了"史料之革命",扩展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建立起了一种多元的史料体系。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书面史料、考古资料、图像资料、口头资料等都被纳入到史料的范围内,从前为历史学家所不屑一顾的文学和艺术资料也成为了历史学家探求历史想象和历史现实之关系的重要资料之一。史学家以新的眼光对旧有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资料在存储、传递、检索和分析、处理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史料之革命"与史学观念的更新、新领域的开拓、跨学科研究等密切相关。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共分为七个专题进行,分别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视野与新路径"、"西方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古代中世纪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的引入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以及"近代西方史学的嬗变与演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