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庆贺王鍾翰先生八十寿辰

1993年10月22日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明艳。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史研究所在该院中主楼第一会议室为我国著名的清史、满学和民族专家王撞翰教授八十寿辰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王锺翰先生以其治学严谨、精于考证、熟悉文献、著述案丰而驰名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治史学,成为清史领域中继承上一代史学名家邓之诚、洪业、顾颌刚、张尔田辈之后的第二代学术代表人。早在92年秋季,学术界同人即有撰文为王先生祝假之议,后经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民族史研究所发起,邀约院内外专家组成编委会,负责…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锺翰学术研究路径转变析论

王锺翰作为从旧社会进入新中国史坛的学者,其学术路径与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不自觉地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他在民国时期逐渐走上考证之路,无论文献研究还是史实研究,都偏重考据。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他学习并开始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注重从总体上剖析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理论分析比以前增强。他的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是终生的,此后他虽然也写作纯考证性的论文,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则是他学术研究的首要原则。其学术路径的转变具有代表性,这对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正>编者按:刘大年先生是继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理解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不仅在史学研究与史学思想上卓有建树,在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中也贡献良多,先后参与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有序集中,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他们在这里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广泛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并得到相应的学术指导和生活扶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学术资料的共享帮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他们的研究队伍,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影响。     

引领新中国清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再评郑天挺教授《清史简述》

正郑天挺先生是中国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遍及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尤精于明清两朝历史。北京大学孟心史先生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清史的奠基人,郑天挺先生在孟心史先生铺设柱础之上,构建了新中国清史学大厦,以其独创性的研究将清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并引领新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2001年清史研究综述

20 0 1年的清史研究 ,在学术积累的演进中 ,无论就新的学术取向 ,还是论著的数量和深度等 ,皆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 ,为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展开拓宽了视野。兹将本年度清史研究进展状况略作梳理 ,以资省览。一、清史研究的新思维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深化 ,无不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息息相关。对清史研究来说 ,此问题一直受到治清史者的极大关注 ,且已取得相当的成绩。本年度学者们又有了新的思索 ,其体现为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乾嘉学术的新探索、社会史的理论总结 ,以及提出观念文化史、整体清史等观念。乾嘉学术研究。关于乾嘉学术的探讨 ,很久…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

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读史札记14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刊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稿"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考察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从学术风格和宗旨、历史上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考证成果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以及学术团队优良学风的形成四个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刻辨析,     

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注意思考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史学创新的问题。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史学创新;在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实现史学创新;主张充分挖掘利用新史料,密切联系实际开辟新的史学学术领域;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局面的问题;鼓励青年学子以创新的姿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扬光大。刘大年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进史学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读后

<正>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成果中,庾向芳教授的《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1912—1949)》(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组织和学者研究清朝历史、编纂清史的活动进行了缜密考察,是一部值得重视和肯定的著作。一是选题新颖、论述构架宏阔。与既往研究取径不同,这部书聚焦于民国时期清史学以呈现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易代修史,本是中国官修史学的传统之一,但对于清史的修纂,其处境与前代则大不相同。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视域下的概念研究

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主导中国史学界数十年的史学形态,其影响超越了史学领域,重要性自不待言。实际上,即便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其深层思维方式可能也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展开客观理性的探讨,寻绎其深层学术意蕴,具有不可轻忽的学术意义。目前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仍不够充分,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体现其研究深度与创新意识,是亟须面对的难题。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数据库建设与清史研究

清史数据库建设在近二十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科研机构的推动与商业公司的运营是两大动力。清史数据库建设及随之而来的量化史学研究克服了传统研究缺乏系统性数据或数据缺失严重等弊端,为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但也将带来史料运用与理解方面一系列新的问题。为应对清史数字化发展进程,有必要建设数据共享平台,并将公益与商业开发适度结合,但与此同时,在数字时代更要重视传统史学的训练。     

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他在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方面,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寿彝先生积极探索历史教学中的中国通史教学方法,既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也为他日后的中国通史撰述创造了条件。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术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