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嬗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英国共产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要求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以苏为鉴,在党内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民主改革。但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极力压制党内的讨论,不愿进行改革。英共领导的立场最终迫使史学家小组中部分成员退党。这一事件之后,这些历史学家摆脱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有序集中,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他们在这里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广泛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并得到相应的学术指导和生活扶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学术资料的共享帮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他们的研究队伍,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影响。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析

<正>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中美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剖析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美史学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建设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基于此,笔者     

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

在殖民主义时代,受民族主义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史学作品将太平洋岛屿描绘为“落后的”地区,“幼稚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J.W.戴维森提出“岛屿中心”史观,力图改变帝国史观下的岛屿史学撰写模式。布里吉·拉尔即是从殖民主义史学到岛屿史学转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斐济本土史学家。拉尔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屿史,尤其是斐济史。拉尔的史学实践与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聚焦斐济契约移民研究,运用口述史学和定量研究方法,拓展了印度契约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斐济当代史撰写,对斐济四次政变的历史根源与斐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反思;推动太平洋史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学者。拉尔是太平洋岛国本土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对戴维森学派史学主张守正创新,客观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史学品格。     

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1917—)是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他曾长期任伦敦大学教授,并被聘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匈牙利国家科学院的荣誉院土。他于本世纪30年代加入英国共产党,一直是党的活动分子,直到英共不久前解散。作为历史学家,他是当代英国劳工运动史的奠基人之一,但他的研究领域在地域上涉及全欧洲甚至拉丁美洲,在时间上则从17世纪到20世纪,而以19世纪为主要对象。他是一个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早期农民造反》(1959)《工业与帝国》(1968)、《革命家》(1973)、《传统的创新》(983)、《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等近二十种。他曾于80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 下面发表的是本刊特约记者刘为1992年5月2日对他的专访。     

史学家的先知与良知——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

一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年过七十乃至八十、九十者在学术界并非罕见,但是,像国际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那样年过七旬却仍然不断取得辉煌学术成就者并不多见。章先生七十有六,仍然宝刀不老,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几年来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事论丛续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铁证如山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情况,我们过去介绍得不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文学中心主任约翰·布鲁尔先生热情地为本刊撰写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的两种倾向》一文,向我国读者介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些情况。本刊编辑部十分感谢布鲁尔先生的支持,特辟版面刊登他的文章以飨读者。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近代俄国的历史观念与国族意识——以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为例

俄罗斯随历史发展成为领土辽阔的庞大国家。随时间与空间的延续,生活在其中的人竟然无法就国族文化得到共识。十九世纪的知识阶层独立于政权之外展开社会自发的国族论述。从早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国族本质辩论,到革命前政治意识型态之争,国家历史是知识分子最重要论述依据。历史学家应能发挥专业长才,贡献于审视国族文化,却又往往被视为与知识阶层隔绝。本文以莫斯科学派的米留可夫为例,探究历史学家的国族观念。米留可夫无法认同长期受浪漫主义唯心哲学主导的俄国社会思想,主张经验历史的重要,如此才能建立正确的历史知识,找到真正的国族文化。他希望用客观的方法替代过去以人类精神为主体的理论架构,因此为俄国历史学和国族论述添上了新的一页。     

史学研究功能的多样化与史学家担当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类事物运动周期加速转换,瞬息万端,眼花缭乱,致使以传统和沉稳见长的史学家怦然心动.史学家理当具备的耐性、探究精神和责任担当受到冲击,史学研究正经历着痛苦的转变.     

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

波利比阿言辞犀利的史学批评,主要针对以提麦乌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史评客观上折射了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历史解释围绕人物史展开,编撰方法盛行"从书籍到书籍",叙事表达强调审美趣求。相关认知能为我们深入考察古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向,提供若干颇具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此外,还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问题。在上述意义上,希腊化初期的著史实践具有复杂鲜明的时代内涵,绝非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无足轻重的附庸,也非单纯所谓"衰落"指称可以涵盖。     

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

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姜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汤普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的情况,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书籍和文章加以介绍和评述。笔者也曾发表过一些有关的文章①。然而,这些论著基本上只涉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     

浅谈历史心理学——以梁启超先生的史学思想为中心

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史学家和政治——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

一、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唐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唐皇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是它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着重考察前一个方面,即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意识在不断地深化着。同时,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修前朝史不仅看作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     

语文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以傅斯年与西学的关系为中心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被人文主义者视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19世纪语文学随着学科专业化成为专门学科,并在德意志地区成为显学。20世纪初傅斯年留德期间曾受到语文学熏陶。在他看来,语文学在形式上与传统考据学相似,但却比考据学更科学。傅斯年回国后,将语文学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将其以科学的面貌呈现给世人。本文通过梳理语文学在德国的发展,揭示德国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如何影响了傅斯年的历史研究,并探讨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中国,傅斯年将"科学"视为话语以此推动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