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的调解是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的主要原因

对于1936年6月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重新北上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对这一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可能。本文以历史资料和新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北美殖民地时期环境史研究中原始文献的甄别与使用

殖民地时期,殖民者、旅行者、商人、欧美学者等北美的亲历者和旁观者留下了大量日记、书信、游记、土地记录、商业文件、政府文件等原始文献,其中不少涉及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生态环境问题衍生的社会关系等主题,是研究北美殖民地环境史的重要史料来源。然而,受写作目的、文化偏见、知识结构、视野等主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原始文献存在记述混乱乃至错误等缺陷。因此,在选择和使用原始文献作为史料研究北美殖民地环境史时,需要对其精心考订和合理解读,既要有效规避其存在的缺陷,也要合理发掘每一条文献的内在价值,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     

杨奎松:“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人物思考”

他反复告诉读者,不要用简单的是非善恶来判断过去和现实在读者眼里,杨奎松是个值得信赖的历史作家,他的著作读起来像是在看侦探小说,每句话都说得有理有据。在学界,他是个有争议的学者:一些人把他视为"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杨奎松写的东西光讲史实,没有观点"。     

古史中数量词“强半”与“弱半”考释

<正>已故历史学家杨联陞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中提示,经济史在方法上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处理数量的时候,当然要对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彻底的了解","中国文献上数词与量词的用法有一些地方需要事先留意",否则"覆辙不断地重蹈,而新坑又不断地出现",显示这个问题应极度重视。他列举了若干条经济史料中数字的抄写和印刷错误的例子,注意点就是要区分虚数与实数的不同。他指出古文献中有些用确切数量词表示的概念往往是虚指,比如"千金"通常用来表示数量比较大的意思,并非实指。~①清代学者汪中有《释三九》篇,称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都用来表示数量之多,与具体     

民俗与民法

从19世纪下半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逐渐从梅因所说的依靠史料、文献和考古,开始向“人类活化石”的考察转移。外国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并有成效地通过对自然生活在人们当中的一些原始部族的考察,来研究人类早期社会问题。马林诺夫斯基1914年曾在太平洋新几内亚的一些群岛采用“田野工作”(Field—Work)的方法,对当地的美拉尼西亚人的部落社会制度进行考察。     

林育英的调解是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的主要原因简

对于1936年6月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重新北上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很多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掘,对这一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可能.本文以历史资料和新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商周射礼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

经学解体之后,"三礼"学研究也实现了学术转向。礼制问题成为历史研究中制度文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一些学术规范,如史料辨析和分区分段方法,也影响到礼制研究。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商周射礼研究在近百年来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新近出版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先秦礼制研究尤其应当注意"史料批判",既要充分吸收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也要避免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进行牵强对应。     

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谫论中古法制史研究中的“历史书写”取径

正近年来,作为一种研究取径,"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之称频繁见诸中古史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进而标举流派、组构学群,流风所及,连研究生举办的论文发表交流会也有冠以此名者。按照学人基本取得共识的定义,历史书写研究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     

齐思和的中国史博士论文与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学术传统

齐思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美国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国内学者对齐思和的研究主要依靠中文的原始文献和二手著作,聚焦于他回国之后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他们没有搜集和利用他的博士论文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档案文献等英文史料,相对忽略了齐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四年留学经历。齐思和1935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选择了一个民国史学界很热门的课题——封建问题为研究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哈佛所受的美国史学术训练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而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启发,对他的博士论文帮助很大。     

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

有人说,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远远比不上西方人,甚至还比不上日本人。还有个别的人竟然把中国说成是“东南亚史研究的沙漠”。前者至少是说得不全面,后者简直是无稽之谈了。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国际上称为东南亚史权威的霍尔倒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说:“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可怕的困难。”美国加州大学惠特利博士写了一本国际上推崇的《古代马来半岛的痕迹》,彻底重新改写了马来半岛及其周边     

古史研究中的史料、理论和方法问题

我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已四十余年了,虽然“皓首穷经”,成绩甚微,但多少获得一点经验教训,即使不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象一个人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回头看看过来的路子,哪里是走对的,哪里是走错的或走了弯路,今后应该怎样走,这些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倘能因此引起读者的批评,就更加有意义了。史料史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载,我们研究过去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史,离开考古史料,文献史料,民族调查史料,就几乎无法进行。但无论那种史料,都有年代,真伪问题,还有理论和方法问题,从前学者只注意年代、真伪问题,而忽略理论和方法问题,认为年代、真伪     

2019年清史研究综述

正回顾2019年,清史研究领域有四个特点:一是政治史研究保持兴盛的状态,其中有关"国家治理"的相关讨论成为焦点;二是社会史研究成果丰富,结合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中央—地方关系和制度—人群关系仍是亮点;三是文化史研究热度不减,"概念史"成果非常抢眼;四是新史料、新方法得以广泛应用,学界高度重视对未刊珍稀史料和民间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计量史学、人类学理论被应用于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诸领域。     

“力战而死”还是“缒城而亡”——《明史·周遇吉传》史源问题及史事考辨

明末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于李自成攻取山西宁武关之役。传世文献记载周遇吉之死,主要有两种说法,即南明朝廷认可的"力战而死"说和山西宁武当地传诵的"缒城而亡"说。考核史料可知,后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清代官方出于树立榜样、褒扬"忠烈"的目的,在《明史·周遇吉传》中选择了前一种说法,因为"力战而死"说可以将"忠烈"形象塑造得更为完美。《明史》颁布之后,"力战而死"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对"缒城而亡"说进行了覆盖,将之排斥于宁武地方文献之外。     

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考信方法

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叙事范围涉及他所知道的"人类居住世界"。《地理学》的史料来源主要有:斯特拉波实地考察所得史料,同时代人提供的史料,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选择史料方面,斯特拉波提出了颇有特点的考信方法。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综述

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学的早期研究中,"智慧文学"这个术语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直到英国学者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的出版,情况才有了转变。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说教文学"以取代"智慧文学"的使用;另有一些学者则完全放弃使用类似的术语,把考察作品的智慧主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无论"智慧文学"还是"说教文学"都不是一种文类,完全放弃使用"智慧文学"术语是不可取的。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文献整理出版、分类归纳和多元化研究等3个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尚缺乏系统研究,即使在一些著述中有所提及,也多为介绍性文字。     

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

<正>一、二十世纪以来古籍目录的集大成之作目录学作为致用之学,是个基础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藏书家、学者及公藏单位相继编成许多类型的图书目录,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总结这一时期的古籍目录编撰成就,涌现出一批非常实用、重要的著作,"目录之目录"工作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发展。如徐有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即介绍了一些近现代所编制的古籍目录。此外,还有学者对古代专门书目有所关注,如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等,这些都反映了了我国目录学对书目本身学术成就的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也开     

《宋史·职官志》史料来源考辨

《宋史》诸志的序言基本说清史料主要来源于宋国史诸志,清代学者也明确提出《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上个世纪40年代出现《宋史》的《职官志》、《刑法志》等抄袭《文献通考》说,至今许多学者沿用或夸大其说。本文主要就最早、最系统提出此说的《宋史·职官志》史料来源加以考辨。宋国史早已失传,通过查核《宋史》本书史料来源的说明及体裁、引文等,再搜集传世的宋元时期官私所修重要典籍引录的宋国史职官志片断史料,与相关的《宋史·职官志》相互比照,可以断定《宋史·职官志》抄袭《文献通考》说是缺乏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