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之发展——以《通报》为中心的讨论

创刊于1890年、由法国和荷兰汉学家联袂主编的《通报》汇集了欧洲汉学界主要研究成果。截止1944年,《通报》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确定了其汉学研究的期刊定位,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交流的平台,是法国汉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通报》设置的"学术论文""书目""讣告"等栏目记录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动态,反映出法20世纪上半叶国汉学研究的研究范围专精、研究方法更新和学术自觉性加强的特征。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建国初期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     

20世纪30年代城市居民的疾病与死亡——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

本文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的《统计期讯—卫生》,围绕着死亡疾病类型和死亡者的身份属性、职业背景以及生理年龄,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北平和广州城市居民的疾病与死亡问题。文章认为从死亡疾病分析,20世纪30年代南京、北平和广州居民的死亡疾病涉及到传染性疾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脏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诸种疾病,其中一些非传染性疾病或者非法定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较大。从死亡年龄与职业分析,南京、广州和北平三地居民死亡年龄分布情况虽然存在地域性差异,但是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0—1岁、1—4岁、40—60岁和60岁以上的年龄段,不同年龄段所染患疾病也表现出一定年龄特征;职业差异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文章认为,这些事实逻辑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目前这一领域的某些认识规范。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20世纪以来刘禹锡研究综述——以生平、作品及文集的文献学考索为中心

对作家生平进行考证和对作品史料进行搜集、考索的文献学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层面.20世纪以来,刘禹锡研究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早,且持久不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成果近150项,这为整体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江南水利、河网与市镇——以菱湖镇及周边地区为中心(9—20世纪)

本文以菱湖镇为中心讨论了江南水乡市镇大型聚落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菱湖镇的发展依托于唐末在此修筑的凌波塘;宋元时期,菱湖镇处于江南运河河网的枢纽,移民逐渐增多;明代以来,菱湖地区的水系逐渐被分割,形成局部河网;清初杨树坝修筑之后,菱湖镇的河网向死水化方向发展,民国时期在此河网基础上形成镇中固定的街市;明清时期菱湖镇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经营以桑基鱼塘模式为主,形成了高度破碎化的河网,周边地区桑基鱼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托菱湖镇供应粮食、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蚕丝集中交易市场。     

20世纪工业遗产保护刍议——以广安“三线”工业遗产为例

如何保护20世纪工业遗产，应该注意把握那些基本共性？作者在“三普”工作中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提出要准确把握遗产的时空范围、注重保护旧址的原貌特征、广泛征集代表性实物、因地制宜强化利用。     

19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

19世纪中后期,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发现了金矿,引发了世界性淘金狂潮,也吸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工远赴海外,形成了近代华人第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但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倍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的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形象"密切相关,而且这些"被印象"在世界各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本文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讨论中心,从自由权、宗教信仰、种族排斥、经济竞争、道德歧视、文化差异、自身恶习等七个方面分析华人华侨被排斥的原因。     

19世纪西人笔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建构——以溺婴为中心

在19世纪,溺婴成为西人观照中国的一个重要层面,在此过程中,西人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中国法律形象。溺婴的隐匿性,让这种建构性鲜明地表现出来。从全球史的视角观之,当时英美国内也存在严重的杀婴问题,这在道德、法律等层面引起西人的焦虑,西人就中国溺婴的发生情况、行为定性和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建构,都与此有关。由此可见,西人建构负面中国法律形象的动机和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     

“青齐土民”与南朝社会——以五六世纪摄山千佛岩为中心

南京摄山千佛岩南朝佛教造像的创建者及受众,主要是南渡的青齐土民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士人、僧侣、齐梁皇室、摄山周边的居民等。由于信仰习惯、佛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江南土著及早年南渡的高门贵族对其似无兴趣。以千佛岩为中心的宗教活动虽然对南朝社会影响有限,却使都城建康以北地区出现了青冀化的动向。在探讨各地区间佛教造像的样式关系时,应当考虑到造像创建者及受众的地域背景。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唐蕃和亲、战争与会盟——以“唐代涉蕃诗”为中心

唐王朝与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唐蕃交往过程中,有摩擦,有战争,面对不断地战争,双方亦采取会盟的方式争以取暂时的和平,而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之间和亲,为双方带去了和平与安宁。唐代"涉蕃诗"作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王朝与吐蕃交往过程中的战争、会盟、和亲等都有所描述,成为历史书写中的一种特殊的记载方式。     

“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

根据对陇东农村普遍存在的"影"、家谱及其中关系的调查,认为作为传统农村家族文化重要载体的"影"和家谱,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应该正确看待"影"与家谱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气象科技史视野中的“风”类文献探析——以宋代以前的文献为中心

风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气活动。古人早就对风有了浓厚的兴趣,古代有很多文献是描述风或者与风有关的,要想了解古人对风的认识及其思想,深入气象科技史中"风"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总结。本文将从气象科技史角度出发,研究"风"类文献,并从中总结出古人对风的认识,主要包括对风向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与风相关的固有名词两个方面。这些总结将会对气象科技史的学习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研究--以“南海小组”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成立"南海小组"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保七巡航"事件影响"南海小组"功能弱化。从"南海小组"成立到被边缘化来检视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可以看出其想参与南海事务的一面,但由于被国际社会排除在外,身份尴尬,同时受"台独"势力干扰,影响到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开发与维权。维护南海主权,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两岸应增强互信,创造共赢。     

试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困境——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界对自身积弊的反思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     

“业镜”补说——以功用、场合的固化为中心

"业镜"是佛教想象出来用以警诫众生、显现业力果报的一种独特辅教工具。业镜概念在中国传播流行的过程,也伴随着一个其功用及应用场合不断固化的过程,即功用由悉现善恶到专显恶业,场合由天界、人间到专置于幽冥。其间,佛教地狱观念的影响,《十王经》及相关斋祭仪式的盛行,与"业镜"最终固化为冥界中阎罗审判亡人之专门工具并为大众所熟知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