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今文"、"古文"观商榷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问题。《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古”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之争。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李军魏晋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史学家们常常称之为“乱世”。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变革、大转轨。所谓大变革,是指从汉代正统的独尊的儒家经学教育中摆脱出来...     

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明清之际,诸子学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萌发的迹象。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诸子学的复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维新运动兴起之前,部分耆学宿儒承清初诸子学复萌之余绪,本着乾嘉汉学的研究路数,初步性地开展关于诸子学的研究,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为诸子学在晚清的兴起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诸子学,使诸子学的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展起来。新派学者破除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祖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上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易让名家栽“跟斗”的“二桃杀三士”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但它却让许多名家在这个并非僻典的“二桃杀三士”上屡栽“跟斗”。     

论通史

在中国 ,“通史”是一个常用且易解的词。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史、世界史的书常题名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而英国人写关于世界史或英国史的书就叫“世界史”或“英国史” ,其中并无一个“通”字。西方语言里有好几个看来与“通史”相近的词 ,但其真实含义并非“通史”。西方的普世史传统来自古希腊 ,据柯林武德分析 ,这种传统与“实质主义”思想有关。中国的通史传统来自先秦诸子的富有历史倾向的思想 ,这种思想恰好是反实质主义的。中国的“通史”精神就在于通古今之变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通经致用--戴震对经典意义的追求

戴震继承了前代学者的思想,认为只有从字义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着手,才能读懂圣人大义,以观圣人之道.他认为,经是道的载体,闻道则是治经目的;然语言文字不通,则无从体察圣人之意.因此,戴震注重考证经典的流传、存佚、真伪;重视考订文字,审慎对待经典的校勘;解经知人论世,探求经义则诸说并存,这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本文从治经目的与治经方法两个方面作了阐述.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对北宋时期儒医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其中以“仁术”说最具代表性。“仁术”说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 ,是孟子对“为仁之道”的阐发。随着孟子地位在北宋的不断升格 ,孟子学术思想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孟子“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 ,北宋诸帝无不提倡医学 ,使之成为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另外 ,北宋尊孟一派的儒者 ,无不医儒互参 ,这也是孟子“仁术”说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汉代黄老学述略——兼及曹魏时期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

由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流融合而培育出来的一代女杰承天太后,积极实施汉化政策。她没有停留在建章立制的层面上,而是着眼于推进契丹社会封建化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圣宗皇帝的儒化教育,二是对官僚队伍的儒化建设。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探析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春秋》等提出的怀疑与批驳中。他在强调直书实录、史学求真的同时,也注重儒家的纲常名教。"疑古惑经"思想对后世经史之学,尤其是唐代儒学、宋代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和民国疑古思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