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至1937年新疆反帝会史事拾零

我是1936年6月到迪化的,8月到反帝会工作。这是我到新疆后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当年我是24岁。我刚到新疆,许多遭遇都感到新鲜。由于过去一直在学校读书,第一次参加工作,工作中各种情况也使我感到新鲜。因此,1936一1937年我参加反帝会工作时的种种情景一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虽然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到反帝会不久,我的工作任务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担任反帝会青年部秘书之外,还担任反帝总会的美术工作、宣传干事的工作、第一中学美术教员的工作,以后又担任了女校美术教员的工作,还为编译委员会编的一些书籍画过插图。工作…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1928—1937年的张静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张静江赵兴胜（一）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１９２７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朝夕与总司令商讨清党大计”,是“四·一二”反共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     

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法西斯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１９３８年底,暹罗组成了以军人披汶·颂堪为首的新政府,奉行亲日的外交政策,给中暹关系的改善增添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被迫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泰关系如何发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一披汶·颂堪政府上台后,从１９３９年６月至１９４２年１月,接连发布了１２项政府通告,对内奉行国家主义政策,推行泰化运动。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４日发布的第一项通告中,把暹罗的国名改称泰国,并修改了国歌。更改国名,修改…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1937—1941年的美德矛盾

一次大战后美英矛盾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本居主导地位,为了抗衡英法,美国积极扶植德国,德国因而迅速崛起,疯狂向外扩张,终于成为美国的劲敌。对于两次大战间的国际关系,过去人们只注意英法与德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却忽略了美德矛盾的产生与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本文对这组矛盾的发生、发展及其结局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     

1937—1938年整修碑林始末

西安碑林自北宋元祐二年建立以米,经历代不断扩建修葺,方成今日规模。历代重要的整修,大都立碑记载,为研究碑林的历史变迁留下了珍贵资料。近代以米,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是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不论是在建筑布局上,还是在碑石的排列系统上,这次整修都为今日碑林奠定了基础。笔者有幸翻阅了大量有关这次整修的档案,对整修的始末,有了一个概要的了解。值西安碑林九百周年之际,撰写此文,追述碑林的这段历史,以纪念当时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过贡献的各方面人士。     

犹太复国中的城市经济——1919—1936年特拉维夫市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思了发展现代犹太城市的愿景,特拉维夫率先实践。市长迪森高夫鼓励私人投资与创业,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拉维夫的工商业体系渐趋完善。特拉维夫定期举办国际性的黎凡特博览会以展示伊休夫经济发展的成果。特拉维夫代表了一种城市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路径。评论界对其褒贬不一：赞誉者认为它是民族家园建设的缩影;批评者则指责它是流散地犹太生活的延续。如何建设民族家园,城市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传统与革新之间秉持着务实的理念。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1927—1937年胡适西化观评析

胡适生活在中华民族新旧交替、风云激变的年代。面对着剧烈动荡的形势,他从探讨文化问题出发,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设计了一条西化的道路。特别是在1927～1937年这一时期内,他又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本文力图对胡适西化观的产生和内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胡适的政治性格、思想信仰和西化观的实质。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工业政策初探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曾采取过一系列措施,作出了一番努力,试图挽救振兴中国民族工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呈现出曲折发展之势。本文拟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工业政策进行初步探讨,并作出简要评价,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在这十年中,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部门中还未充分发展,据统计其所占比重不过10%,因而可以认为,这十年中,国民政府工业政策主要是针对民族资本经营的民族工业的。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浅析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态度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进逼,张学良毅然易帜,明确反日。但张学良对日的侵略认识不足,使日军趁机侵占了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被迫下野。随着国难家仇的加深,张学良在对日认识上逐渐醒悟并发生根本转变,形成了其对日彻底抵抗的态度,终以实际行动联合国内抗日力量,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

美国政府 193 4年通过的《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 ,白银大量外流 ,金融出现严重危机。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交涉 ,最后与美国达成了白银交易 ,先后三次向美国售银总计 1 44亿盎司 ,并利用售银所得的外汇改革和稳定了中国的币制 ,实现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货币现代化。     

1939—1941年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

本文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日本方面蛮横傲慢,对英籍商船始终强扣不还,对英方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英国外交当局对于涉案船东几度反复的诉求可算尊重,但对日交涉的努力低效乃至无效,正是该时期英国对日外交整体上奉行消极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其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同样也直接伤害到诸多外国商民的权益;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在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的第三国商民,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虽然直接相关的资料零散,但是不能忽视,应该纳入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政治统一的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十年中,国民政府为振兴经济作了不少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36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旧中国的最高峰。这里,根据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把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分为三个时期。     

国际旅在西班牙(1936—1938年)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条件下,在欧洲一系列国家中,明显地暴露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建立法西斯恐怖专政的企图。希特勒集团夺取了政权之后,法国法西斯分子企图摧毁法国国会制,在奥地利有道尔裴斯的挑衅事件,在西班牙有反动派的进攻,在波兰、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法西斯     

1937——寻找南京辛德勒

《重访》是中央电视台一档带有纪录片元素的历史类专题节目。他们将镜头对准历史中的焦点与疑点,通过今天的寻访与考证、口述与记录,在重访中捕捉答案与解密真相,触摸和感知历史的脉动。本刊将《重访》栏目的节目素材整理成文,让我们再次聚焦那一段段客观真实的历史,钧沉出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     

1936—1941年日本对德政策及其影响

1936—1941年,日本推动对德结盟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本文深刻地揭示日本对德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展现日本对德军事同盟政策的本质特征,并深入研究日本在"南进"和"北进"的战略转换过程中,谋求对德结盟的利益最大化,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日本对德结盟政策中的"竞争"、"对抗"心理,从而说明帝国主义间结盟的利益至上原则。同时,还对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想及其演变过程进行考证,指出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实质是该"四国军事同盟"构想的一个畸变。这可以全面透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推动对德结盟政策变化的动因和措施,以及对远东国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1935年—1937年云南“三期”禁烟运动

<正>晚清鸦片烟毒祸害国人,禁烟禁毒成为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云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等原因,烟毒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早在清末民初,政府就为解决云南的烟毒问题采取过一定的措施,但并未达到想要的效果。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宣扬要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禁烟禁毒被列入其中。云南从1935年开始,开展了以三年为禁绝期限、一年为一期、是为“三期”的禁烟运动。禁烟的相关组织与规定云南当局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积极开展“三期”禁烟工作,为实现三年内禁绝鸦片的目标,改革禁烟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保证工作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