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派虚无主义的表现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兼与朱晓中同志商榷

朱晓中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遗产完全持“虚无主义态度”吗?》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优秀的文化遗产并非持否定态度。在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也十分注意吸取前人的经验。”并做出结论:“在协会活动的繁荣期(1918—1920年)及20年代,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对朱文的“基本正确论”有商榷的必要。     

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

钟伟,人称“小霸王”、“好战分子”,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东野纵5师师长、12纵队司令员、四野第4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     

我喜欢《蝴蝶》

陶喆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歌手,在他的最新专辑中有一首并不算重头的歌——《蝴蝶》。我喜欢这首歌中平静的感觉。《蝴蝶》的开头给人一种颓废、绝望的感觉:“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抛弃,像一个伤兵,被丢在孤独荒野里……”就是这样的开头,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因为他说得那么现实,而现实的东西总会让我觉得亲切。就是在这种悲凉气氛的衬托下,歌的主调开始转化,逐渐有了些乐观的空气:“只要一看见你,心就好平静,好像一只蝴蝶飞过了废墟……”原本悲观的感觉烟消云散,希望和新生就此浮现。     

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

钟伟,人称“小霸王”、“好战分子”,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东野纵5师师长、12纵队司令员、四野第4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     

理论火花

治史“务持鉴平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报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文,当如格林威尔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剐,奏刀砉然,而无所谓恻忍之念,扰我心曲也。乃至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丁学良 我会一个学科一个学科问过去

2005年10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决与棒喝: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国内媒体撂下这样一句刺耳的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得更不客气,更刻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九小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的认知转变与主权维护

20世纪30年代，法国以“无主”“先占”等为由侵占“九小岛”,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也促使我国民众对南海疆域认知的转变与主权维护。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特别是汲取“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教训，迫使国民政府在“九小岛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上尽管“暂持冷静态度”,但还是有制定明晰的“处置意见”,并表示“属于中国疆域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激发各界民众在更大范围参与南海主权维护，推动近代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的初步形成。     

王石 一座正在坍塌的偶像

王石应该感谢民众非理性的谩骂和抵制,一方面他们可能是在误读王石,另一方面,却也是对王石偶像的一种拆除大概一年前,我听见经济学家在一个私人场合说,王石已经被媒体宠坏了。当时并没有完全在意,直到最近汶川地震,王石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

十多年前,我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形成的原因,“完全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的说法持不同见解,认为把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归结为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多少是把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然而现在我陆续见到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在具体的历史事实面前,我不得不修正我的观点。     

美国与慕尼黑

美国在慕尼黑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不像英、法那样明显,因而给史学家们留下了更多的争论余地。对美国持批判态度的史学家,大抵认为它积极地参与了慕尼黑阴谋,其中有人甚至把它看作“幕后的真正指挥者”。对美国持肯定态度的史学家,则一般认为它不曾干过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其中尤甚者竟然说美国是为集体安全而奋斗。本文主要就美国与慕尼黑危机的关系试作一些分析,并对其前后的有关事件也略予涉及。     

天天精彩

人活着不能没志气,都希望精彩快乐每一天。不过,很多人认为要精彩快乐每一天,并不容易,而且人活在世上根本不可能天天精彩快乐。我很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认为要天天精彩生活也绝非难事,只要能做到一“明”、二“看”、三“会说”、四个基本“原则”、五个“善于”便可。     

浅谈语文教学如何培养聋生的自信心

一、培养聋生的自信心的重要意义 聋生由于生理上的缺陷,首先是造成多数学生自卑,使相当多的聋生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缺乏信心,表现为情绪消沉、胆怯,不敢尝试,对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也持悲观的态度。其次是使得部分聋生存在较重的猜疑心理,由于无端猜疑,有的。聋生心情苦闷烦恼,并因此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由此看来,在教学中培养聋生的自信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

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介绍《中国科技史料》季刊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技术一齐涌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对本国原有的科学技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态度认为中国原有的东西都要不得了,应当无条件地全盘西化,他们甚至把救人活命,对祖国种族绵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医,也斥之为“迷信”、“不科学”,认为应当统统抛弃;另一种态度则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把它当     

关于科技发展中的道德悲观论之评析

当我们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时常听到一些学者大谈科技发展给人类道德造成消极影响的警世告诫,社会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内）形成了科技发展道德必然衰落的悲观论。本文拟对这种道德悲观论进行探讨和分析,弄清其含义及错误的原因,捋清其历史沿革,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顺利实施。一、道德悲观论的含义及其分析道德悲观论是未来学中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道德的影响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导致人类道德的滑坡,产生人类道德进步的负效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道德堕…     

对同性恋政治家，人们看重的是诚信

人物周刊：西方民众对政治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张北川：在西方,人们更多重视的是诚信。在政治家性取向问题上,人们对于政治家是否减实的看重远大于性向,异性恋的政治家也可能会很卑劣,他们只会依据一个政治家对待私生活是否诚实来判断他对待政治生活是否会诚实。所以说,西方大多数人对政治家公开同性恋的身份还是持积极态度。     

我爱孩子我离婚

中国人对婚姻历来持“劝合不劝离”的态度,不动离,很大程度上是怕孩子成为离婚的另一个受害者。事实也是如此,社会上那些“问题少年”更多的来自单亲家庭。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逐年增加的离婚率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离婚对有些夫妇来说不可避免,那么,在离婚过程中不要只顾互相埋怨。请记住婚姻专家的忠告:一如既往地关爱孩子,不让孩子孤独、自责,对孩子的情感和人格给予应有的尊重,就可能把孩子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同时还能给孩子以坚强快乐的人格力量。我的朋友王丽女儿的成长故事,也许会对那些准备或者正在离婚的家长有所帮助。     

关于日本的风俗业

战后,日本门除公娼制度.《卖春防止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从法律上成为禁止性交易的国家,但没有完全遏制性交易的发展.《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当化等相关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性交易的公开化、透明化,保护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但为性交易的发生提供了的场所、创造了条件.这两部法律构成了对性交易予以“限制”与“疏导”的基础.此外,性交易双方及普通民众对性交易行为本身的接纳方面持宽容态度.     

在宪法的引领下凝聚改革的共识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似乎走入了误区,少数经济学家成为了公众批判的靶子,有些经济学家奋起反抗,要求公众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学者的反驳换来的却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