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建青海地区民族新文化的思考

青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推动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存在的落后过时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发展并创新民族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统一整体,其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先进文化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又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亦均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际,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地区经济建设,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充分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来观察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接着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在发展中研究和解决问题,树立和应用科学的发展观,稳步实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理分析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有效落实和保障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发展、人权进步、文化传承和保护有重要的意义。加大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发展民族经济、完善民族教育立法是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有效落实和保障的重要措施。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城市和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使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的程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加强了我国原有的“大分散、小聚居、交错居位”的情况,强化了散杂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民族纠纷增多,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成为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对此,应给予充分重视采取积极对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化,加强关于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     

辽宁省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辽宁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从辽宁省的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当然,目前辽宁省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干部的结构体系存在着比例不合理的同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结构同题、化知识结构问题,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外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建议,应通过民族政策的词整及完善,以实现民族干部结构的相对协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民族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开发与利用,实际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种种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发展,民族优秀精神便会成为民族发展繁荣的灵魂,并且可以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故而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最具特色的便是他们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从这种传统与现实出发,树立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才能够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同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才能够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过程中,更好地实现民族的和睦和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     

论辽宁省少数民族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的发展

少数民族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能带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业、餐饮业、运输业、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在对辽宁省少数民族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概述了全省少数民族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取得的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全省民族经济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着力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如何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我们要以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外向型经济、民族旅游经济、民族特色产业、农牧业产业化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跨跃式发展。     

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建议

"十二五"期间我国少数民族事业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完备民族政策理论体系等五方面主要发展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课题主要探索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少数民族聚居团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调整区域发展模式,走符合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做好民族科技工作——辽宁省民委开展民族科技工作的实践

辽宁有7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16%,民族地区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9%,民族科技工作客观上已成为全省"科教兴省"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了全省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本文介绍了辽宁省民委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做好民族科技工作的实践。     

第三轮志书民族门类编纂浅见

第三轮志书民族门类要完整地记述一个地区民族内容,必须把握民族状况和民族事务两大内容,因地制宜地设置民族篇目。在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地区,需要集中设置民族门类,记述各民族的综合情况及民族事务内容;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少的地区,可在人口民族篇章设置民族章节,记述民族构成、数量与分布,以及发展的基本状况,然后在党委的统战工作章节或政府的综合政务章节设置民族节目,记述民族事务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民族人口、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民族习俗等方面的特征及其新变化。     

提升青海少数民族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探析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是未来党的民族理论的传播者、执行者和捍卫者,也是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建设者和实践者。少数民族青少年理想信念与"五个认同"树立的牢固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近年来,青海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全面推行"三全育人"模式,使理想信念教育模式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成长诉求和时代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的实效性上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文章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对策建议。     

经济发展、教育公平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安全稳定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群众子女得到的教育更加公平。然而,由于没有很好地关注民族间细微处的差异,没有更加注意民族文化的适应性问题,致使该地区的安全稳定面临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     

元代岭南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是人类发展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岭南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分布区。在岭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发展的历史过程巾,既表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由于特定地理空间的影响和制约,又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构成了岭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纷繁复杂的历史与民族风貌,对于岭南社会的开发与南方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代正是岭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完善民族教育立法问题探究——辽宁民族自治地方的实证考察

民族教育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纵观我国现行民族教育立法,已不能满足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完善民族教育立法是当前发展我国民族教育的当务之急。     

盛世遗存:全国孔庙的分布和保护管理状况

清代是修建孔庙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普建孔庙,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新设的省府纷纷添建。到了清末仅文庙就达到1800余所,在传播知识、进行社会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庙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重视,各级政府不断拨款,目前绝大部分文庙建筑得到维修,状况良好,但是就整个孔庙的保护利用情况来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

清朝初年,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满、汉等民族的迁入及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行政管理的加强,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清朝前期,清朝政府对编入八旗的少数民族进行满化教育,开办八旗官学,对一些少数民族子弟进行国语骑射教育,而汉族流人则以一些满族贵族的子弟为对象进行以汉文化为主的私学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规模和效果很有限,但却拉开了清代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序幕.     

浅谈民族发展在构建和谐丹东中的重要作用

丹东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居住面积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地区总人口的35.89%,居住面积占76%,少数民族的地位在丹东举足轻重。因此,民族发展就成为构建丹东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对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国家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源于此,我们要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培养引进各类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跨跃式发展。     

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