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清代旗籍中,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与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乾隆时期,自首另记档案人出旗,而另户另记档案则被保留下来作为军功赏赐之用。清廷制定了较为有效的善后措施,保证了另记档案清查的顺利进行。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而另记档案人的出旗,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同时也加剧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区隔。长远来看,另记档案清查、出旗并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民国初年荆州驻防八旗生计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荆州驻防设立,逐渐形成荆州旗城。有清一代,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始终享受着特权,旗人靠领响生活,不用去自谋生计。这种“恩养”政策,助长了荆州旗人的懒惰,使得其有了寄生性。在清前中期,旗人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世纪以后旗人的生计问题凸显。而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碎了旗人的“美梦”,清政府的倒台使得这些“铁杆庄稼”没有了依靠,八旗制度的逐渐瓦解,使得荆州旗人愈发贫困,如何解决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托报刊资料来探讨一下民国初年荆州驻防的生计问题。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

清末宪政改革期间,满汉矛盾尤为时人所关注,化除满汉畛域的呼声愈来愈高。裁旗撤防更引发了如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为筹划八旗生计,特设立变通旗制处。由于旗制本身的种种束缚,加上旗制处大臣的因循敷衍,筹办生计措施进展甚缓。与此同时,部分八旗志士组织八旗宪政团体,发表演说,希冀以此唤醒沉沦的旗人,自立生存。八旗宪政团体的出现说明满人绝非既有认知中的保守颟顸形象。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本文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北京内城一部分旗人由于生计问题移居城外各教场周边地区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阐明北京＂城外八旗＂作为一个范围从九门外驻防营房到教场地区营房的整体的形成过程,分析由此形成的清代中期北京城八旗分布不同于以往＂内外城旗民分居＂旧格局的三层新格局,即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     

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清末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实行了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内容主要有四项：一、准许满汉通婚;二、任官不分满汉,中央各部废除满汉复职制,东三省大量任用汉官,同时裁撤副都统等旗官;三、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司法同一,逐步实行旗人犯罪,与民人同法律同审判机构。在这些措施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第三项东三省实行较彻底,而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困难和缺乏决心,只取得较少成绩;至于第二项,地方官特别是东三省改制后的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     

近三十年来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中国东北作旗驻防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从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的发展、清代东北地区驻防机构的建制与沿革、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编旗驻防、东北驻防旗人的生计与驻防旗地四个方面叙述了学界取得的可喜成绩.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

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政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强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途径等一系列新认识。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     

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

本文通过“犯罪免发遣”入律及例文的变化 ,尤其是诸多案例所暴露的问题 ,揭示清代社会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法律关系的调整及其意义     

黑龙江富察哈拉满文家谱述论

黑龙江富察哈拉满文谱单反映了黑龙江地区满族普通旗民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变迁,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属于满族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满族普通旗民历史文化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富察哈拉满文谱单的语言文化学、历史学等方面研究作以简要论述.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论清末黑龙江地方政权改革的原因

自康熙二十二年设立黑龙江将军起,黑龙江地方政权一直实行以将军为主体,对旗、民分治的军府制管理体制。然而,随着黑龙江地区边疆危机的升级、社会矛盾的加剧,军府制已经无法满足黑龙江地方政权发展的要求。加之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以及积弊已久的吏治问题,在内因、外因多方因素影响下,黑龙江地方政权于光绪三十三年发生变革,裁撤将军,设置行省,结束了旗民分治的管理方式,全面实行民政管理体制。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问题讨论与解答

戍戍变法上论中有弛「旗丁」之禁,使习「四民」之业一事,是否专指满八旗而言?清代口粮待遇仅限于满八旗呢?抑也括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呢?河南第一工农中学历史组问关于戊戍变法七月二十九日上谕,有「旗丁生齿日繁,……遂致生计日艰,……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一问题,我认为这里所指的「旗丁」,是指满人而言。理由是:第一、清代的「八旗」,不仅是军事组织。而且也是社会政治组织。满族入关以前,炽事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是合而为一的。据皇朝通典记载,在「开国之初,先编四旗,增为八旗,……其后户口日繁,又编蒙古八旗,……编汉军八     

从档案史料看清初的圈地与投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的清代历史档案,其中内务府的奏销档、来文、呈稿以及内阁刑科题本等文种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清初的旗地庄田、土地债务以及旗地的主佃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这是研究清代旗地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本文以档案材料为依据,试对清初的圈地和民人投充旗下等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近代荆州驻防旗人社会变迁研究

八旗研究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重点以近代荆州驻防为中心,以地方史文献资料为依托,对荆州驻防旗人社会的变迁以及清朝灭亡后的荆州旗人社会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进行探究,对荆州驻防八旗在近代冲击下旗人社会变迁进行梳理,主要从教育、军事等方面入手,对荆州驻防近代教育发展,选派留学生、人才培养与学校建设上进行梳理,在军事方面,对新军的建设与军队组成进行探讨,力求对晚清八旗军队的转型进行研究,同时文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时期荆州驻防八旗的种种反应,以研究驻防八旗对清政府维护地方统治的意义进行探讨,并且文章重点论述了清朝崩溃以后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对民国政府的努力与旗人社会自我救助进行复原,对荆州驻防的善后进行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