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万历年间的君臣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冯保以及李太后之间的矛盾,君臣矛盾又如三把戒尺将万历皇帝牢牢的束缚住。君臣矛盾成为导致万历皇帝怠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为怠政的皇帝,其怠政突出表现在"六不做"。究其原因,万历皇帝的怠政是一种超乎常理与缺乏恒信的懒惰行为的极致表现。     

明代的“另类”皇帝

正明朝十六位皇帝当中,自明孝宗之后,接连出现了数位"奇葩"皇帝,从只要玩乐的正德皇帝,长期不上朝专门炼丹修道的嘉靖皇帝,和在位六年恣意声色的隆庆皇帝,还有躲在深宫死活不见大臣二十八年的万历皇帝。此后竟更加离谱,刚当上皇帝就不上朝,在后宫围绕着数十位美女寻欢作乐,最终因一粒红丸     

铁血宰相张居正

《帝鉴图说》书影。该书是张居正为教育年方十岁的神宗皇帝而亲自编写的执政教科书,目的是要引导小皇帝以史为鉴,学习为君之道。可是历史和张居正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神宗皇帝当政后,不仅贪利,而且怠政,二十多年不上朝,把好好的一个大明王朝折腾得家底朝天,只有等死的份了。     

满族文化对盛京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兼论盛京城在满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明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从明末两枚纪念币透析明亡之因及光、熹、思三帝之情

本文引证史料,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订了明朝末年的两枚钱币,认为"泰昌天启"合号合背钱是熹宗为纪念其父光宗而补铸的,"天启通宝"背"十年"钱则是思宗在继位三年之际,为悼念亡兄熹宗而铸的纪念币。这两枚钱币诠释了光宗、熹宗、思宗之间的父子、兄弟亲情,同时也折射出明亡前后神宗怠政与宦官肆虐的历史片段。     

被骂趴下的皇帝

<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看来也得有个规矩。如本文所述,这些言者,为争一己之虚名而信口雌黄,也无罪么?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人们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近30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辽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从定陵出土金锭铭文谈明代北京铺户与铺行之役

前言定陵修建于明万历十二~万历十八年(1584~1590),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墓。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发掘,出土文物近3000件,是我们研究明陵寝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证。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大力改革的张居正

正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朝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江陵神童,仕途顺利张居正幼时名白圭,虽年纪很小,但聪颖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5岁识字,7岁就通六经大义,10岁就能写文     

易生错觉的现存明代起居注

现存明代起居注共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它们是研究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只看其《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之书名,易误认其是分别记载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全部言行之书。实际上它们只分别记三个皇帝处理朝政的活动,而不记他们在宫内的生活起居。记宫内生活起居者是另外一种今已失传的内起居注。另外,由于明代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不同于他朝之宰相,他们的身份类似皇帝的秘书,因而上述起居注将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撰写的本章等,也纳入其记载对象之中,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方面。由于明光宗只在万历四十八年七至八月执政一月余即死去,打乱了明朝新老皇帝交替时从第二年更改年号之惯例,从而造成起居注书名中的年号与使用此一年号的皇帝互有错位,这是明代起居注易于被误解的第三种情形。     

引导晚明颓风的两个皇帝

<正>因为天下是"朕的","朕"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家天下","朕天下",这是中国百姓的悲哀。正德与嘉靖,无疑是引导晚明颓风的两个皇帝。明代社会到了万历时期,已全面颓     

首都博物馆藏明代李伟夫妇墓银锭研究

<正>1977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海淀八里庄发现并清理了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葬。李伟是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父亲,即万历帝的外祖父。李伟,字子奇,原籍山西平阳府翼城县,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官至中军都督府同知,晋武清伯、武清侯,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妻子王氏,顺天府东安县人,生于正德八年（1513）,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     

"周期率"辨疑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找到新路,‘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从《饥民图说》看河南水灾

河南省虞城县发现的《饥民图说》,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刑科右给事中杨东明根据他的亲身闻见,绘图写文,刻成版画,并附以题本进呈万历皇帝的。它描绘的是万历二十一年,中州地区遇受水灾之后,田园荒芜,人民生活痛苦的情况。一河南地处黄河下游,在历史上是多灾之地,每当黄河泛滥,河南必大受其害,虞城更是首当其冲。虞城上接考城,下连砀山,北邻单县,皆低洼之地。经过河水倾注,不几年即更迭变迁。如考砀决河,则土聚虞城;虞城     

明宫藏银之谜

明亡后皇宫中到底存有多少金银?这个问题从明亡之日起就歧见百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难解之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据一些资料断定明亡时皇宫中存有大量金银。姚雪垠则指出郭老是“误信了宫中藏银的传说,”他认为当时宫中不会有大量藏银。而顾诚认为郭沫若的说法是可靠的,明亡时宫中藏有相当多的银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笔者认为,他们的争论是明亡后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继续。问题虽小,却涉及了明末财政状况、崇祯皇帝个性、李自成农民军在京活动等问题,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严嵩:依靠“拍”“送”上位的权臣

正朱厚熜忽然从一个藩王变身为皇帝,幸亏他自幼在王府中受到良好教育,情商也不算低,所以能够迅速转换角色,很快就找到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就在位时间来说,明世宗朱厚熜在明代皇帝中可得亚军,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皇帝。就执政成绩而言,他也可以排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尤其是在嘉靖初期,朱厚熜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力除武宗时期的一切弊政,所以迎来了一段中兴时期,     

潞简王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潞简王朱翊镠是明朝晚期的一个亲王。就研究明史而论,如果将其详细情况,作一具体的考察和研究,这对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将是有益的。一潞简王朱翊镠其人潞简王朱翊镠,是明穆宗朱载垢的第四子,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镠钧的同母弟。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生四岁而封”(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今汲县即明代的卫辉府)。在卫辉二十五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薨逝,享年四十     

历史上辞职次数最多的牛人——明朝宰相李廷机

明神宗万历是很让大臣们头疼的皇帝。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这位皇帝就开始消极怠工,三十多年如一日地窝在紫禁城里“冬眠”。他不上班,不见大臣,不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