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

训政思想是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在这一思想中对训政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设计,这是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建构设想,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精神和原则是积极的、可贵的,但也有不足之处。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学理意义

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是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以地方自治为政治理想,并由此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体现了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属性,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虽然这一地方自治思想体系带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在近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和障碍,但其在学理上的意义是应当给予认真总结和充分肯定的。     

孙中山与长江开发——兼评《建国方略》

正在孙中山研究中,重心一直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政治活动上,这是很自然的。相形之下,对其有关建设、文化问题的研究,则显薄弱。有感于此,本文仅就孙中山的长江开发构想作点探讨。一、孙中山为何垂意长江开发在中国近代,孙中山不仅是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高瞻远瞩的国家建设的设计师。孙中山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创建民国;第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实行国共合作;第三,规划     

孙中山论政党政治

孙中山论政党政治林启彦自同盟会时代始,孙中山对于如何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早已有了相当明确的步骤和方案。他制定了《革命方略》,为民主政治的推行规划其程序。他主张应由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以激烈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国,然后再以其所信仰的主义──三民主义...     

“笔杆子”与“枪杆子”——蒋介石与胡汉民“约法之争”

正一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经将中国革命划为三步,1906年他撰写的《革命方略》中提出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在训政阶段不再提"约法",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其完全责任",即以党治国。孙中山接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论中国近代毒品问题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最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者。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以无与伦比的政治革命热情奋斗了终生;为了使灾难探重的祖国繁荣富强,他时刻密切注视着影响中国命运的一切重大社会问题。鸦片流毒中国一百多年,不仅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严重困扰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鸦片毒杀我国民甚于战争、瘟疫与饥馑,可谓近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孙中山先生一生忙于创建民主革命理论和从事政治革命活动,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From Democracy to Bureaucracy： The Baojia in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1927-1949

In the 1939 New County Reform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ade the baojia system the lowest level of self-government in the country. This decision was the result of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iscussion among Nationalist administrators and writers who were searching for a tutelary system to train the people in their political rights in prepar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rul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Nationalist writers claimed to be following Sun Zhongshan＇s （Sun Yat-sen） philosophy by reinventing the baojia as a form of democracy. Harkening back to a reimagined national past,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imperial baojia was not a system of local control, but a traditional model of bureaucratically-designed local self-government. Nationalist writers dovetailed this new baojia with Sun Zhongshan＇s philosophy in order to rationalize its posi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tate. Once philosophically legitimized, Nationalist writers endorsed the baojia as a top-down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would transform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country; it would become the core political unit of their state-making and nation-building projects. In so doing, the baojia came to represent the Nationalists＇ deeply-held belief in the power of human agency to create state institutions capable of entirely remaking society and transforming the nation.     

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孙中山撰写的两篇《族谱》序言述论

孙中山于1920年代初分别为合肥阚氏和蕲春詹氏撰写族谱序言,即<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五修詹氏宗谱序>.孙中山借为族谱作序,将革命思想与现代观念援入族谱,并试图从传统家族观念中,剥离出有助于现代民族、民权、民生的内容,以改造后的家族观念服务于国族构建,使家族建设具备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意义.     

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

日本自民党是一个特殊的复合政治结构,其对政治资金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划分为党的正式组织、派阀和党属议员三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竞争型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资金的来源有国家供给和政党或政治家自行筹措两种基本模式,但两种模式都无法保证所谓的“公正”。在1994年《政党助成法》通过之前,日本政治资金筹措制度不仅不能保证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正”,还引发出政治体制的生存、执政党的组织整合以及统治效能方面的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资金管理法制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维护保守政治统治,提高其效能。     

一个时代性、历史性重大课题的百年求解——辛亥革命100周年祭

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是对＂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重大课题求解的100年。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3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分别为求解这个课题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要在百年求解的基础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求解,并做出无愧于前人的解答。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Revisiting the Hawaiia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Hawaiian Kingdom was not merely the leading state of Oceania, but ha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East Asia as wel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Hawai‘i ha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because Sun Yat-sen,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and founding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was educated in the Hawaiian Kingdom, attending two denomi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olulu in the late 1870s and early 1880s during Kalākaua’s reign. Sun began developing his vision for a modernised China during this time, and as he himself stated, the Hawaiian Kingdom became the first conceptual philosophical model for this vis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Sun Yat-sen’s early bi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Sun’s vision of a technologically modern, yet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and actively anti-imperialist China was close to the realit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 he experienced.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