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农村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虽然开始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二十世纪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农村“大包干”

农村大包干,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它是首先从安徽农村出现而后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的。     

对农业“两个飞跃”的研究

1990年3月，邓小平通过对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农业有“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琐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报道,不论是前段的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还是后阶段的农村体制改革,都绕不开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纠缠。 1977年冬天,“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接着便开始走下坡路。1978年春天农村形势出现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是“大跃进”最轰轰烈烈的一年。首都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兴建了十大建筑。打头炮的是十三陵水库。上自国家主席,下至一般百姓,凡能有幸参加劳动的,莫不你追我赶。我当年30多岁,年富力强,是高教部派去水库劳动的第三批突击队员,常年坐办公室的我,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居然能挑起百斤沙子,行走如飞。工地上竞赛高潮迭起,即使再缺乏热情的人,到此场合也不免会激动起来。紧张的强劳动之后,吃起饭来分外香。有一天工地     

陶铸倡导“生产责任制”始末

40年前,也就是1962年5月,陶铸和王任重(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联袂到广西龙胜县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同行的还有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李普(中南局政研室主任)和广西区党委有关部门的领导等十余人。这么多重量级官员到一个小小的山区县搞调研,应该说是认真负责、郑重其事的。     

井冈山“工”字银元戳记版式考证

位于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制造的红色政权货币,笔者对"工"字银元戳记进行比照研究,分成如下版式.     

浅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民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简称“三资”管理）,是做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如果不规范,就会造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甚至会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想要更好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就要致力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本文通过对当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规范和加强我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有效对策,从而推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如何看待农村“留守孩子”的犯罪问题

别在孩予的心里种下“冷漠” 农村留守孩子很容易成为“问题学生”,原因是他们被留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有的从小就和祖辈生活在一起,一年都不一定看得见父母;有的寄居在亲戚家,更缺少需要的爱和关心;也有的属于半留守,但不是母爱缺失就是父爱缺失。总之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缺少生命季节中该有的爱。     

论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官职”、“官责”与“官修”

目前,编修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已进入将全面完成修志任务。同时,续修下一届方志的工作又将展开。在这承先启后的历史性时刻,充分分析全国修志形势,总结成败得失,对于把握下届修志是十分重要的。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     

为“留守子女”撑起一片蓝天——来自农村教育现实的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生活环境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状况,它已演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共同的重视和关注。     

“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是一个前后相继、不可割裂的时代。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可以纠正以往研究的缺失,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引入到现当代史的研究,这亦是社会史研究应有的社会关怀。     

对“官僚资本”的再认识

在中国 ,“官僚资本”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 ,尤其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 ,“官僚资本”便成为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本主义”更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长期以来 ,没有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人敢怀疑 )它的正确性。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有学者开始对它的内涵和定义提出质疑 ,并发表了新的见解 ,曾围绕这一名词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本文首先回顾一下“官僚资本”这一名词产生的过程及其背景 ,再简略介绍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对“官僚资本”这个概念的争论情况 ,重点则是谈谈个人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建设银公司个案研究中的一些体…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论“三个先进性”标准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发展和深化

“三个先进性”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两者都立足于实践,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把促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物质力量,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落脚点。“三个先进性”标准坚持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理论上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从成年礼到同辈共同体:上海农村“庆号”习俗的社会学考察

上海农村地区的男性青年在弱冠之年举行"庆号"仪式,实现幼年向成年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为个体真正步入社会做准备。"庆号"作为古代冠礼的变异,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逐渐浓厚,原本个体化的成年礼仪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共同仪式;起先的象征表意功能不断向组织功能过渡,村庄中一起"庆号"的青年结为"庆号弟兄",形成同辈共同体。"庆号"习俗的变异深嵌于地方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是适应性变迁的结果。探究上海农村社会性质,有利于我们揭示"庆号"习俗的社会机制。     

“小先生制”对当前中职学校班级管理模式创新研究的启示

陶行知先生最先提出"小先生制"是强调日常教学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和现时的新课程改革理念非常吻合,鼓励教师们进行班级管理时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即教师要做好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在课堂中的引导身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因此本文将简述"小先生制"的理论内涵,并对其在中职学校班级管理中恰当运用的方法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