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黄遵憲的關係

《時務報》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刊物,張之洞因汪康年而與之關係甚深。當康有爲有意將《時務報》改爲官報以歸梁啓超掌控時,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將之改爲《昌言報》,企圖以《時務報》的＂空名＂給康有爲。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書信,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幕,展示了許多以往不清楚的細節,並由此引發關於＂百日維新＂命運的思考。本文還集中地考察了張之洞與黄遵憲之間的關係,並説明黄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     

論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規範這種家庭倫理關係的有三種力量,第一,國家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亦即禮制文化的要求,它是一種正統輿論力量;第二,浸潤着儒家禮制文化的成文法典——唐律的有關規定,它是通過國家權力强制保證的約束力量;第三,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形成某種習俗和慣例,可以視之爲文化上的小傳統。但是,這三種力量並非總是形成合力,有時會形成某種張力。本文試圖從唐代父母的角色出發,在討論家庭關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綱常倫理(大傳統)、成文法律(國家權力)與生活中的人情事理(小傳統)之間的張力與統一。     

東北文化部文物處附設圖書舘幹部訓練班計劃大綱——附課程表

目前東北區文化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為了使圖書館工作赶上形勢需要,更加發揮图書工作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中的積極作用,加强圖書舘幹部的培養與教育,已成為迫切的任務。並為了使東北區圖書舘成為新型的人民圖書舘,培養新的幹部,尤其必要。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一九五一年計劃要點

一、一九五○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况一年以來,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总方針是普及與提高人民新的愛國的文化,而以普及為第一位的任務。在文化上的新舊統一戰線與公私兼顾的原則下,一方面鞏固和發展新的文化、藝術事業,另一方面有步驟有重點地改革舊有文化、藝術事業;一方面鞏固和發展國家經營的文化、藝術事業,另一方面领導私人經营的文化、藝術事業,並有重點地扶助這些事業,使其更有計划性,而能與國營的文化、     

县鎮人民文化馆應該作些什么?

石家莊專區各縣鎭人民文化舘,在推行社會宣傳教育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因為過去領導上對文化舘的業務工作範圍不明確和帮助不够,發生了用時亂抓,拿文化舘幹部當一般的行政干部或事務幹部使用,如有的县領導機關叫他們下鄉搞中心工作、複寫文件、開會搭棚等,影響了文化舘     

一年來文物工作概况

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文物工作的方向,就和過去的有了基本的不同。所謂文物工作,包括着:圖書舘、博物舘的業務的推進,古建築、古陵墓、歷代名勝史蹟、革命遺蹟的調查、保護、發掘與修整,有關歷史、文化、革命的文物圖書的調查、登記、搜集与禁止出口等,範圍相當的廣大。圖書舘業務,在中國很早的就已發展了。清代建文淵、文溯、文津、文源、文瀾、文宗、文匯等七閣,     

松江省人民政府通知——關於蒐集各種文物贈送科學博物舘

各縣、市人民政府: 根據‘中長路協定’蘇聯政府於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將原哈爾濱工業大学科学研究所移交我國政府,經東北人民政府指示,撥歸我省文教廳直接领導,改名為‘松江省科学博物舘’。經本府决定該舘之管理方針,應依唯物的歷史觀點蒐集和傳播政治、經濟、文化之歷史文物,籍以啟发人民大衆瞭解中華民族历史發展规律,培养其热愛祖國的意志。而舘內現存该項陳列品為数不甚充裕,同時估計各县、市可能存有寶貴的文物或出土的古品。故希各县、市人民政府責成文教部門,廣為蒐集該項文物资料,隨時缴送松江省科学博物舘,以便增加陳列内容,和發揮历史文物的最大效用。特此通知!     

把公共圖書舘的工作向前推進一步——東北文化部文物處王修處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在東北區公共圖書舘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一、东北區公共圖書館的一般情况和存在问题東北的圖書馆事業,在中央方針的指導之下,在東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直接領導下,和各地圖書舘工作同志的積極努力,解放以來,已經在全東北從城市到鄉村發展起來了。它是在人民的經濟生活日益提高,識字教育普遍開展之後,圖書舘事業就適应了廣大人民對於新文化的迫切要求。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關於全國文物處長會議的傳達及西北文物工作要點

十月十二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各大行政區文物處長會議。在六天的會議中,一般的除交換經驗和了解情況外;並闡明了文物工作在今後新中國建設中的意義,確定了文物工作的方針與任務,提示了文物工作的重點,確定了領導關係。一文物工作在今後新中國建設中的意義什麽是文物?文物是歷代勞動人民的遺產,從這些遺產,可以看出歷代的勞動人民怎樣的運用了勞動智力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文化果實。文物工作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並不是與各個部門無關的,而是密切配合其他各項建設事業進行的。我們知道現實的新文化是與古代文化有密切聯繫的。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有信心的必要條件。"因此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來看問題;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     

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爲中心

本文首先對吐魯番新發現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護府案卷爲安門等事》文書進行了細緻解讀,並由此出發,清理了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與關文有關的文書,特别討論了關文的成立與用印制度之關係、關文所反映的録事司與各曹關係,以及縣衙各司之間關文的使用情況。我們相信,對關文格式與運行的研究將有助於加深對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務運行機制的理解。     

青島市立人民博物舘介紹

青島市立人民博物舘,是解放後於一九五○年二月由山東產業舘、青島水族舘合併而成的;原來兩舘,均係在抗戰前創建,屬觀象台。舘址在青島市內萊陽路。合併後,本舘先後建立了各種必要的制度,以健全內部;並加强政治、業務學習,以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業務水平。這對工作的開展是有相當大的作用的。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東北圖書舘的讀者服務工作概况

一、對读者服务工作概况图書舘是否發揮为人民服務的作用,首先要看閱覽工作做得怎樣,對讀者的服務程度如何。根据蘇聯圖書舘的先進经驗,和過去老解放區從羣衆需要出發的作法,給我們今天图書舘事業指示出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开展羣衆工作,加强對讓者輔導,使讀者從這里得到最大可能的幫助。列寧會指     

在治淮救护文物工作中的几点经验

一九五一年冬,第二期治淮工程將要開工的時候,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和華東文化部,在蚌埠舉行了配合治淮救護文物工作會議。會議决定成立治淮文物工作隊,下分皖北、蘇北兩組,政治工作方面由淮委會領導,業務方面由華東文化部領導,救護因治淮出土和發現的文物古蹟。兩年來我參加皖北     

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