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规范功能的原则性与表述的灵活性

一本文所谓的“法律规范功能的原则性”是指: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因其功能需要在逻辑结构上由合理的若干要素构成的必要性。本文所谓的“法律规范表述的灵活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具体的法律条文表述上因避免重复表述的简约原则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多种可能性。 因此,我们既不能以法律规范表述的灵活性来否定法律规范功能的原则性;也不能以法律规范功能的原则性来否认法律规范表述的灵活性。 任何事物的结构都是为其功能服务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也不例外。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究竟应由哪些要素构成?这需要研究法律规范的功能方可求解。由于法律规范是反映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由有权立法的国家机关创制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可见,法律规范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意志的手段,但统治阶级实现其意志时又受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因此统治阶级实现其意志的手段──法律范规的适用也是有一定条件的。由于法律规范是一种行为规范,它必须规定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即必须规定人们可以怎样行为,应该怎样行为和禁止怎样行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国家强创性,对遵守或者违反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儒家人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人性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假设,而不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描述。由于重视参验的思想方式所决定,传统儒家无法用纯逻辑的方式论证人性,而试图用现实生活中人的善恶说明人性的善恶,于是,儒家的人性论便陷入了逻辑的悖论。性善论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善从何来”,宋儒把道德善外化为天理,做出了绝对的道德承诺,但是却通过“禀气说”最终论证了人与人之间在本原意义上的不平等。等级结构——人治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逻辑归宿。     

"入世"后的德治与法治应用问题初探

我国“入世”后,已进入到东西方道德交叉、世界法律与中国法律如何共存的实践中。笔认为,我国的德治与法治应用,必须坚持以本国的国情、利益和原则为前提,借鉴西方道德、法治适用之处,以提升我国德治的高品味、法治的科学化程度。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困境与出路

通过排斥感性,康德赋予自由与道德律的蕴含关系;但也因此,道德律无法定义自由行为的善恶;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困境,便在此。事实上,纯粹实践理性的逻辑规定,需要补充一个感性维度;这也表现为,道德律普遍立法的形式,需要增加相关历史性内容;由此,康德伦理学才有出路,具有应用价值。     

何休"仁义说"论略

本文认为何休“仁义说”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伦理观上,强调伦理原则要优先于政治原则;政治措施要体现仁义的法则,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确立政治生活中贯彻“仁义”原则的普遍意义。何休的“仁义观”也是对“民本”价值观的肯定和张扬。他的“仁义说”的提出和阐发是为其“大一统”理论服务的。     

论休谟人性哲学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休谟人性哲学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意义。包括休谟道德同情原则对我国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启示;休谟正义理论对我国确立和完善保护个人财产权法律制度的借鉴;休谟人本思想对我国当代人性化社会建设的影响。     

论休谟人性哲学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休谟人性哲学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意义。包括休谟道德同情原则对我国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启示;休谟正义理论对我国确立和完善保护个人财产权法律制度的借鉴;休谟人本思想对我国当代人性化社会建设的影响。     

论党的执政道德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将“人民利益至上”确立为我们党执政道德的基本原则。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坚持这一基本原则,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也是党的执政道德的核心所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党在执政实践中自觉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明确党的执政目的、增强党的执政责任、规范党的执政行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礼治论

在宋代思想家的观念中,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道德为基础并涵盖法律与宗教的礼,德礼与政刑是本末体用关系,内在的道德原则决定着外在的礼乐政刑。为政以礼的内涵是：以道德为内容,以教化为手段,培养百姓眼从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遵守法度禁令的自觉性,从而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而刑罚也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强制性。段．宋儒以礼治本于人性、刑政出自德礼的思想重建了传统儒家礼治论的形上学基础。     

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进研究

对统一战线成员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之在价值认知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认同意义重大。本文从教育对象、教育主体、教育手段三个方面对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现状加以分析,认为要在遵循一元与多元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统一等科学原则的前提下找准着力点:以理论教育为基点,打造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以约束激励为重点,打造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方式;以网络统战为契机,打造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生载体;以大众文化为依托,打造统一战线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隐性媒介。     

论墨子政治思想的特征及意义

墨子学说的主旨是消弭战乱,革除社会弊端,安定社会民生,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是使“天下之人交相爱”,即所谓“兼爱”。但墨子并不是一个泛道德主义者,他认为“兼爱”这一道德要求必须得到相应的政治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或者说,要把这一道德要求通过一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体现出来。“尚贤”是这类政治原则之一,但主要是对最高统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制度约束与德性激励——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两重维度

公共行政伦理的建构是基于人性假设的,解读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困境必须分析公共行政人员人性中“经济人”与“公共人”的双重特性。由此,可以引伸出建构公共行政伦理的两重维度:制度约束与德性激励。制度约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伦理规制,是防止人性的向下堕落,是抑“恶”;德性激励是对“公共人”假设的理性张扬,是实现人性的向上提升,是扬“善”。     

社会个体化与集体道德失范——基于“做好事反被讹”事件的分析

随着“全媒体”社会的到来,“做好事反被讹”这类“地方性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向全社会传播,少数个人遇到的麻烦迅速成为有无数旁观者的“社会问题”,人们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了遥远他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旁观者,因此而产生了深刻的实践焦虑和道德恐慌,人们无法理解和解释如此复杂社会问题的前因后果,为了避免“被讹”的可能困境,宁愿选择“不扶”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良知拷问,结果导致“社会冷漠”的逐渐蔓延。本文认为“做好事反被讹”事件已经成为对社会道德状况造成严重“感染”的“社会病原体”,而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使得传统的道德教育手段乏力,缘此,为引导人们过上关乎心灵的道德生活,个体对道德生活的追求,道德教育的精准发力,法律制度的尽快跟进,是为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本文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在土改运动中,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     

从法律制度追寻社会法治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有自己的调整领域。法制有可能偏向惩罚,讲法制就意味着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追究。但这不能涵盖法律的全部特征和作用。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侧重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与传统的强调法律的执行不同,其基本原则是要求所有人都依法而行,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没有人能随意突破法律。同时还意味着社会活动的形式正当原则,使不同的人遵循共同的行为规则与程序。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

刑法的防卫过当将防卫行为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防卫过当只有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才负刑事责任。法律用简洁的语言或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防卫过当成立的客观方面,主体要件以及处罚原则,却唯独对防卫过当成立的犯罪主观方面只字不提。对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目前在理论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我们认为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形式主要包括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种,但当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实施连续侵害的场合应当包括直接故意这一罪过形式。     

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

电影因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倍受关注。随着电影放映市场的形成与上映片目的增多,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其形成背景为对于电影造成的负面社会效果之担心与对于美国影片中“辱华”描写之反感;其具体内容为强调电影的教育功能,关注影片的道德教化类情节;其实际运作特点以检查体制的多样化、地方化与检查标准的宽泛性、道德性为表现。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在其初创期,即体现出其一以贯之的特点,即对道德教化的关注与民族主义情感,而教育界对于电影检查之宣传、支持和参与,则体现了电影检查的浓厚本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