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民迁徙六次说与第一徙的重要历史意义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族群,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是由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客家迁徙有“五次说”、“三次说”、“六次说”。客家学先驱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所持即“五次说”。笔者赞成“六次说”。笔者的“客民迁徙六次说”,是在“五次说”前加“秦汉一徙”,且认为此一徙尤为重要,因为这一徙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能解释客家学上的一些疑团。,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李立三生前笑谈“追悼”

李立三生前曾三次被“追悼”。第一次（1922年）追悼会开在法国巴黎,由周恩来主持,王若飞致悼词。第二次（1925年）追悼会开在湖北武汉,由工人自发集会并主持。第三次（1927年）追悼会开在福建长汀,由周恩来主持并致悼词。这三次追悼会都是因为误传他已经“光荣”了而召开的。这在中外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邓小平与共和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亲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为第一次,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为第二次,1992年“南方谈话”为第三次。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重要的参与者;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是关键人物;而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不仅是关键人物, 还是发起人。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邓小平的作用一次比一次突出,他的思想也一次比一次深化。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功绩应当浓墨重彩地载入共和国的历史。     

毛泽东早年三次不寻常的“选择”

毛泽东在一些人生关节点上的重要选择,总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思。毛泽东若干“独辟蹊径”的成就,似乎都与这些异乎寻常的悄然选择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例如他早年曾有过三次离开众人汲汲之路而另辟他途的选择：一次是早年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一次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农运;一次是八七会议后毅然“上山”。当然,这些选择之“关键”,多是事后回溯时人们的总结,但换个角度来看毛泽东遇事如何“拆招”,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五题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开始于1930年底,结束于1931年初,具体战斗时间仅5天,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和红一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本文不想对其战斗过程进行论述,只想就下列几个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蒋介石为何迟至1930年底才开始对“朱毛红军”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我看“一夜情”

《新闻周刊》曾经对918名结婚适龄期男女进行了是否有“一夜情”的调查,结果公开以后立即成了热门话题。在本次调查中40.8％的人回答称有过“一次或多次”“一夜情”的经验。而一本关于“一夜情”的“口述实录”体小说《天亮之后说分手》在新浪网上连载后,点击的人数之多,使该书一度居于榜首的位     

郝晓光：创新世界地图

今年初，《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中国第21次南极科考队登达南极最高点——冰穹A”进行了报道。人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世界地图”，并第一次看到了版图上标注着的北京、上海、DOME—A、中山站、长城站。“南半球版世界地图”被称作“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航线示意图”。而郝晓光，正是这张地图的发明人。     

资本的傲慢与残酷的现实

近一段时间来,任志强成了媒体和网络聚焦的中心人物。这位中国地产界的大佬、华远集团的董事长以一系列“出格”言论——“要为温州炒房团发奖状”、“我只为富人盖房子”、“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穷人富人分区论”等,一次次撩动了民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任志强,到底是那个说真话的“指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还是拥有话语霸权的傲慢的权势集团代言人?     

参加“七大”: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许多早已淡忘了,然而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经过了17年时间,而“七大”从筹备到召开,也经历了不少曲折。     

《文史博览》2010年第12期“读者评刊”问卷

我是“中国银行”的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冒昧地为赵炜《我两次打开周总理的保险柜》文章中的笔误予以纠正：文章中将“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为“中行”,这是笔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简称应为“人行”,而“中国银行”的简称才是“中行”。顺便多说一句：除了“人行”和“中行”之外,     

侵华日军在南京推行和扶植殖民文化的种种手法

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以后,日军当局为了在南京建立长期而稳定的殖民主义统治,在政治上,一次次地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通过这些傀儡政府,实施“以华制华”的统治;在经济上,疯狂地搜刮和掠夺中国的各种资源和物产,实施“以战养战”;在文化上,高唱“中日提携”、“建设王道乐土”,实施殖民文化灌输与思想奴化政策。这是日本军国...     

五、六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大讨论

1956年至1965年,可谓我们共和国史上的一段“多事之秋”。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十年间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五反等一系列大规模的运动。这期间,学术界曾就道德继承问题开展过两次激烈的讨论,一次因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而起,一次由吴晗的“批判继承论”而发,这两次讨论表面上集中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但深层触及到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的构架和走向,因而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及社会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应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伦理学说史上有书必谈的一段史话。一、百…     

关于孙中山的几次讨袁檄文和宣言辨析——订正《第二次讨袁宣言》的传讹

孙中山先生一共发表过几次讨袁宣言?现世间流传的解释,多有差谬。特别是对1916年5月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其何以称为“第二次”?许多论著作了错误的阐释。别者不计,单看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阐释:“1916年5月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讨伐袁世凯的宣言。以1913年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为第一次讨袁,故称是役为第二次讨袁。……”按这个解释,似乎并无“第一次讨袁宣言”,而仅有第一次讨袁之役;《第二次讨袁宣言》之称为“第二次”,是因为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1年8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公推黄琪翔主持党务。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根据抗日形势需要,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父亲姜达权与三峡大坝选址（下）

笑对“批判” 父亲参加陪同周恩来踏勘三峡时留下的著名照片“周总理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以及周恩来、父亲两人其同签名的岩心牌，本是父亲一生平凡工作中的一次不平凡经历，谁知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厄运。而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却是在“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上。     

晚唐至宋初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户状

归义军时期,民户土地的所有权主要是通过请射、卖买和对换而变动的,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就是“户状”。从敦煌文书可知,“户状”并不是每年制定或改写。为了使占有土地与承担赋役相一致,在两次制定或改写“户状”之间,还要检查“户状”。     

BOOK

橙味悠然 如果你只知道荷兰有着“风车之国”“牧场之国”“郁金香王国”的美誉,那么恭喜你只是入门级选手,这就意味着有很高的提升空间。而这本书恰恰又能成为你的导游,带你进行一次荷兰的深度文化旅行。     

穆巴拉克 亦铁血亦悲泣

他率领过千军万马血战沙场,也曾一次次直面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他是中东人眼中的“铁血强者”,但也会为了一位失明的姑娘而泪流满面……埃及总统、阿拉伯世界的“盟主”穆巴拉克,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