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汉代襄阳县城考

襄樊由襄阳与樊城合并而成 ,是我国首批 2 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一般人认为它有 30 0 0多年的建城历史 ;而襄阳城更以其历经水患兵燹而不催 ,有“铁打的襄阳城”的美誉 ,至今仍雄踞汉水南岸。但人们对襄阳城市的发展过程的认识仍有误区 ,较为明显的是在很多人的心中襄阳城自汉代建城至今城址就没有发生变化 ,如罗亚蒙等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襄樊”词条下“襄阳城”词条表述比较粗略 ,称襄阳城“始建于汉代 ,为土城 ,宋代改为砖城……”;庄德林在《襄樊城市历史发展研究》(《城市规划》1 990年第 6期 )一文中说得就更为明确 :“…     

汉代说唱俑考

四川汉代陶俑,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造型生动,驰名中外。在四川汉代陶源中,说唱俑,更是独树一支,是陶涌中的奇葩,世人称绝。从五十年代开始,四川省出土了以下说唱源：1．1957年2月,成都市郊崖墓出土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藏2．1963年12月,郭县宋家林砖室墓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3．1979年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出上新都县文物管理所藏4．1982年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出土新都县文物管理所藏5．1986年绵阳河边乡九龙山崖墓出土绵阳市文物管理所藏6．1988年5月绵阳吴家区孔雀村崖墓出土绵阳市文物管理所藏7．1989年8月乐山麻浩虎头湾崖墓出土乐山麻浩崖…     

汉代灯具实用功能考

汉代灯具根据实用功能的不同可区分为洗浴用灯、谒宴用灯、夜读用灯和夜行用灯。不同实用功能所用灯具在使用方式上各有异同,而使用方式则取决于灯具附件结构的差异。依据造型分类法形成的七大类灯具,通过基本造型和附件的变换可以形成一种或多种使用方式,从而实现其实用功能,体现了汉代灯具的单一功能和多功能性,反映了造型分类法与器物功能研究的相互关系。     

汉代乡亭考

乡亭是汉代在全国诸县所设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於县。乡亭长官为亭长,由县直接任命而受县尉直接领导。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这使得乡亭的分布不均。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功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乡亭与乡属於性质不同、职能有异的两套独立系统。到晋代,由於弊病很多,亭制逐渐衰败废止。     

汉代蛮夷邸论考

西汉与东汉在京城长安、洛阳均设有蛮夷邸,作为馆待边疆及外国民族(汉献将之统称为蕃客)的场所。蛮夷邸的设置是汉代对八京四夷蕃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蛮夷邸的设置、蛮夷邸在京城中的方位、蛮夷邸内居住蕃客的成份、蛮夷邸的上属管理机构、蛮夷邸设置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从个方面反映出有汉一代对入京蕃客的接待与管理制度。     

汉代食饮杂考

古代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是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汉代食饮状况的材料或缺载,或记载分散,或古今名实的差异,今人对之进行研究并不容易.幸而近年不断有地下材料出土,可以帮助我们结合文献对汉代食饮状况进行研究.但是由于时隔久远和记载模糊,学界对许多方面的的理解还存在歧见.可以进行讨论的内容主要有1.大豆黄卷;2.豆脯;3.茄子等;4.狗(月習)马朘等;5.饼食;6.糁与饺子;7.寒粥;8.素食;9.浆;10.乳.考证不敢断为必当,但提供了一个继续进行此项研究的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

兵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兵力的强弱,不在于绝对数字,而在于比较。本文试图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双方各自的兵力及其对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清军的抵抗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范围的,仅在广州地区、京津地区与侵略者流血鏖战,而在上海、舟山、大连湾、芝罘等地却与英法联军猫鼠同     

汉代广信县治地考

汉代的广信县曾经是整个岭南的政治、军事、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因为当时的苍梧郡治和统辖岭南七郡的交趾部刺史治都设在这里。而且广东、广西和广     

汉代戟形饰考

戟形饰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类小众珠饰品。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和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学分析,认识其造型来源与文化象征意涵。戟形饰为中外艺术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形制来源于西汉手戟式鸡鸣戟,而其代表的艺术形式可溯源到古印度佛教文化。戟形饰具有辟兵辟邪的护符含义,并与汉代五行色彩体系相结合,体现了本土民族性的文化理念。     

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

对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大陆和台湾有４种不同说法,即１２万①、１７万②、２０多万③、３６．２万④。这些说法相差十分悬殊,让笔者疑惑不已,也使研究者在评价长衡会战、探讨其失败原因等问题时产生偏差,因此有必要作一些考订。狭义的长衡会战,系指日军第十一军主...     

汉代珠崖郡治城址考

汉武帝刘彻执政５３年间,继承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完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疆域及文化格局的形成。在他发兵平定南越之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宣布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从此加强了西汉王朝在南中国地区的直接统治力度。...     

柏乡汉代石人释考

<正>2005年9月,柏乡县城北十五里村出土一尊石雕人像。该石人为半身像,通高125厘米,身围246厘米,红砂岩质。其面部扁平,五官仅具其形,头顶略尖,后额外突,头大前倾,双手置胸前相交。风格古朴,形态憨稚,虽多有剥蚀,但神韵犹存,通体洋溢出古拙的     

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

依据居延EPT59:582简、敦煌悬泉Ⅱ0214①:130简等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河西走廊东段的交通路线作了系统研究。考得汉代长安通往河西东部重镇武威(姑臧)有南北两道,其中北道由长安径取西北方向,大体溯泾河河谷而上,于索桥渡口渡过黄河,复经媪围、居延置、鰈里、揟次、小张掖而至姑臧,全程约720公里,约合汉里1730里。南道则由长安沿渭河西行,于今兰州附近渡过黄河,经令居、苍松、鸾鸟等地而至姑臧,全程长达880公里,合汉2116里,较北道远出160公里,合汉里385里。     

汉代恤刑制度考

恤刑制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国家在诉讼中给予老、幼、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对象主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未满10岁的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等。恤刑制度体现了统治者的仁政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方面。我国已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记载了汉律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部分案例。     

四川汉代地名砖考

本文以二十世纪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地名砖为基础,将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相结合,考证了部分巴蜀地名的变迁,对于研究古代四川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汉代“杂治”考

“杂治”一词,屡见诸两汉史乘。它是一种典制用语,后代治史者对其已不甚瞭然。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杜延年传》时,也仅说“交杂共同治之”而已,对杂治的对象、事由等均无说明。南宋徐天麟编纂《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也未将有关杂治的史料钩稽为专条。 《中文大辞典》倒收有“杂治”辞目,其释文说: 诸事皆治也。《史记·准南衡山王赐传》:“与沛郡杂治王。”《汉书、楚元王传》:“杂     

汉代美稷故城新考

西河郡美稷县是汉代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治所。一般认为纳林村古城为汉代美稷故城,作者则提出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乡榆树壕古城实为美稷县故城。     

汉画像中汉代笞刑考

笞刑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历史悠久,在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并在被喻为"绣像的汉代史"的汉画像石中有非常形象记载,本文对笞刑的沿革及其出现于汉画像石中的含义作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