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思考·创新——《南方文物》“聚落考古”专栏开栏辞

关于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早在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萌芽。到了1928年开始发掘安阳殷墟时,已经大规模地揭露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实质上这就是在做聚落考古,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聚落考古的理念罢了。苏联考古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批评传统的考古学"见物不见人",从1934到1940年,着手在乌克兰境内的特里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承担了全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而且还承担了蒙古国的援外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本年度调查发掘的遗址、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蒙元时期,收获了一大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精美文物.尤其是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辽上京古城、元上都以及蒙古国的调查与考古发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各地考古学专家的好评.其中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和辽上京古城的发掘还入围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则一举夺得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     

河南淅川马岭遗址聚落考古的探索

通过对河南淅川县马岭遗址的发掘,我们探索了如何在复杂的软遗址中进行聚落考古的方法,包括采用开放式发掘方式及其资料记录的特点;如何确定遗迹、遗迹组和聚落面;演绎的思维方式对于聚落考古的重要性。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外东北部进行针对性考古发掘,发现1处年代与环壕聚落相同的大型公共墓地。该发现属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墓地,填补了相关考古发现的空白,为杨官寨遗址聚落整体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类型、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材料。     

聚落考古综述

聚落考古研究的探索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极大丰富和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聚落考古研究逐渐深入。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聚落考古的定义和内容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聚落考古应该加强对于人和自然环境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聚落考古资料共时性的确定。     

中国氏族聚落考古的典范——姜寨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就与研究的反思

<正>《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①是中国自1955年以来开展氏族聚落考古研究的一个典范。说它是一个典范,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没有一处史前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像姜寨聚落址那样,将聚落平面结构揭示、复原得那么完整而清晰。而围绕姜寨聚落址平面结构所展开的各种研究与探索,还集中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平面结构研究的深入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

正目次一时空范围和具体研究步骤二良渚文化各地区的聚落分析三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和环境信息本文是对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研究,由于良渚文化所在的环太湖地区还没有进行过区域系统调查。但幸运的是,本区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较多,良渚文化遗址的资料较丰富,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同时,在发掘过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大部分为墓地,且高等级墓地的比例较大,因此本文分析的依据主要也是这些墓地。而从目前良渚文化研究的现状看,良渚文化的居址和墓地大体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一个墓地大体能代表一个村落。这样的现状对聚落考古研究有利有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收获重大。赤峰市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通辽市哈民忙哈新石器聚落遗址、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周边墓葬、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蒙古国的调查与考古发掘以及集宁路古城的大面积发掘等都有重要发现。     

香港史前遗址

扒头鼓史前聚落遗址考古发掘新闻发＊:a。波照片由巩后日q拎扒头鼓遗址考发掘现场。a芒遗址发掘香港史前遗址     

山西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2020发掘收获

师村遗址西南距盐池约7公里,是目前大规模发掘的距离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对师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枣园文化至东庄类型时期遗存,填补了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对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向西阴文化的演化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方面,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积极筹备六十年所庆的同时,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等科研工作,发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一、新石器时代考古 近年来,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掘的工作重点一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近年来,随着对通辽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逐渐深入,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哈民忙哈新石器聚落遗址进入第四次发掘,持续出土的房址、陶器和玉器等遗存,极大地丰富了科尔沁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     

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

<正>在探讨遗址的聚落变迁时,大家往往容易从宏观方面考虑,比如同一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分布状况,聚落内各阶段功能区的划分与演变,等等。而由个别考古现象去复原聚落局部的场景则往往被忽略,翻一翻我们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就会发现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确实很少。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仅揭露出局部或遭受破坏的遗迹现象,有的容易理解,有的则颇费琢磨;有的看似平常,但却包含着特别的内容。局部现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朱林盘地点2016年发掘简报

2016年10月至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宝墩遗址Ⅲ1区的外城朱林盘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25平方米,共清理出宝墩文化时期墓葬17座,房屋基址5座,灰坑5个,基槽、柱洞若干。朱林盘地点文化内涵单纯,延续时间不长,时代为宝墩文化二期,发现的17座墓葬间无打破关系,残存人骨头部均朝西或西北,应为统一规划的小型家族墓地,其中M94墓坑规模最大、葬式独特、在脚部随葬一件陶壶,显示出墓主身份地位与其他墓主的不同。墓地分布于房址一侧,房址周围分布有灰坑等生活遗迹,宝墩文化四期的成都西郊化成村遗址、广汉三星堆仁胜村遗址房址与墓地分布反映的聚落结构应是这一空间布局的延续。朱林盘地点的发掘对认识宝墩遗址外城遗存的文化特征、年代、聚落结构乃至宝墩文化的聚落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宝鸡苟家岭西汉墓葬发掘简报

为配合国道主干线连霍高速宝鸡至牛背梁段高速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宝鸡市西郊的苟家岭村西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出10座墓葬,其中部分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器物丰富。这也是首次在该地发掘的西汉时期墓葬,为进一步研究关中西部西汉时期聚落分布及丧葬制度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     

汤阴白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

去冬今春,安阳地区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在汤阴白营发掘了—处文化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目前发掘面积已达1400余平方米(图一)。     

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量化分析

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时空变化是钱塘江以南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全面收集了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着重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对距今7000～3000年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地理学考察。在提取高分辨率年代序列的基础上,绘制出多幅遗址群分布地图,初步恢复性重建了宁绍平原考古时代的聚落群景观。     

江苏新沂花厅遗址2005—2010年发掘简报

2005、2009和2010年,南京博物院对花厅遗址进行了第五至七次考古发掘,揭露了一批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房址、灰坑和壕沟,墓葬年代大致为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早段。花厅遗址第五至七次的发掘为探索花厅遗址居住形态、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积累了素材,也为了解大汶口文化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科学的资料。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

2009年4～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城墙、环壕、院落、房屋、道路、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305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1千余件。该遗址的发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考古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