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是为了配合抗战要求进行的一项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并且取得了颇有成效的民众动员作用.本文主要是从冬学运动的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具体实施阶段、实施过程中民众动员的特点以及其在民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几个方面来论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中共对成都接管中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

中共在接管成都城市政权所进行的工作中,面对更为广泛的动员对象,采取了遍地开花式的宣传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形式,包括:大量派遣军事代表对被接收单位和个人进行座谈与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广泛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树正面典型以引导与抓反面典型以警策相结合的动员方式;运用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动员策略,在物质上成都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努力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精神上努力营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翻身幸福感,努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加强与扩大中共的政治权威。成都的顺利接管,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不仅方式灵活、力度深入,且效力也颇为卓著。     

毛泽东与红军赣湘进军

仅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框架认识毛泽东与1930年红军的赣湘进军,有较大的局限性。这次进军,是毛泽东等在长期思考形势、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对历史机遇的主动把握,从正反两方面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进军还提供了熟悉实际情况而又富有思想见地的地方领导者在面对上级错误决策时,如何去就取舍的行为模式,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犯错误时,成功避免全党一起跟着犯错误的范例。进军对国民党当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30年冬形成一个全面动员的“围剿”态势,国共斗争进入更加激烈的大军冲杀阶段。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革命与性: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的由来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之际,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但这类问题不能简单以干部腐化论之,如果将其放在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去考察,即可发现非婚性行为是固有并长期存在的,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有一定关联;加之战争影响与中共革命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抗战期间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曾发动了反淫乱运动,以图杜绝乡村的男女关系问题。但是在1947年至1948年的晋察冀土改整党当中,中共发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一问题成为村干部被中共整体负面化的一个例证。但是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此次整党,村干部问题被严重高估,具体到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熟识当地情况的干部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读,并被中共决策者所接受。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北伐后国民党民众政策的重构与困境

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从动员民众、推动民众运动向控制民众、遏制民众运动转变.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中央摒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民众政策,逐渐建构了新的民众政策,但在组织体系、执行力等方面均无法承担其相应责任,其民众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1920年代《中国青年》对民众运动的宣传

192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国民革命,与以往的革命之最大的不同,乃在于社会各界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国青年》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始终心系人民大众,坚信唤起民众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坚持将宣传民众运动作为刊物的中心工作。对于各种民众运动,《中国青年》几乎都有涉及,仅刊登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就达上百篇。《中国青年》对民众运动的报道和宣传,反映了当时国民革命的真实状况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     

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身体力行,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多端,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

中共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儿童、妇女、青年等积极参与。长期占据农村的传统思想行为和观念被视作迷信加以破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起来。文艺活动作为社会动员重要的推动武器,将抗战的思想和中共的政策很好地进行了宣传。中共最终完成抗战及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为日后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普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下乡的集中实践。针对乡村民众对普选的认知,政府在普选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相应的宣传和动员。普选动员在贯彻国家意志中培养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新旧政权的对比中引发了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在彰显人民民主的意图中加深了民众对民主意涵的理解,在男女平等的宣传中激活了妇女对民主权利的主张。普选的政治动员推动了民主下乡的进程,成为后来农村基层民主勃兴的历史因子。     

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     

爱国运动中的自杀事件报道与社会动员:1919-1928年

现代中国的爱国运动能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与媒体参与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1919—1928年爱国运动中,一些爱国者为了抗议外侮、动员民众,愤极自杀。在一些爱国运动组织者的呼吁下,媒体对自杀事件的信息有选择地报道,彰显自杀行动的社会动员价值,向民众传播爱国运动的思想和主张,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并将公众注意力吸引到运动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上,以此增强民众对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认同感,进而推动爱国运动向良性的、纵深的方向发展。通过媒体报道,自杀事件成了爱国运动中的公共事件。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也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爱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排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新探

“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在经历了失败与调整后才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根据地货币市场。此后,工商管理局对金融体系的维护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通过“排法”斗争,中共掌控了区域货币控制权,使其较早在山东地区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能成为中共革命通向成功的有力跳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