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

刘瑞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高度重视粮政工作,建立健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机关粮食机构;规范了粮食征收、支付的程序;有计划地开展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为建立完善淮北抗日根据地在生产、征收、保管、支付等方面的粮政工作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广西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五）

1950年7月4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夏粮征收指示：一年公粮分夏秋两季征收，各级政府均要遵照规定的任务，逐级分配，严禁额外摊派；为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县应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区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查田定产、民主评议，做到负担公平合理；凡抗拒缴粮及逃避负担者，除分别纠正和追缴外，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凡勾结匪特，造谣滋事或乘机抢劫仓库、破坏夏征者，依法严办。     

《华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研究》北大核心

周祖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98元该书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为研究对象，通过展现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不同面相，以及在救国公粮的保管、运输和支付上的不同做法，阐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的实践形态，既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同，也希望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运动研究

劳动英雄运动是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生产而发起的群众运动。通过运动,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劳动英雄群体被塑造出来。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的代表。劳动英雄的农民出身和群众作风,使他们在乡村社会更易得到群众的支持,保证了政令的有效贯彻。可以说,劳动英雄的塑造是根据地政府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成功实践。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村财政管理制度探析

村财政浪费一直是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难题,能否治理好村财政,牵涉到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其思路是将村经费开支纳入地方粮款范畴,由县、区政府统一管理。太行区第五专署的事例表明,这套制度在各县得到了较好执行,根据地的村财政开支水平由此明显降低。新出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该制度在基层运转较好,村级经费征收与开支多符合规定,村级账簿体系也建立起来。     

明代里甲制度作用评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都会建立严密的地方管理制度。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基层乡村组织,其核心便是里甲制度。里甲制度建立之后,在赋役征收、人口管理和地方控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对基层地方的控制。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里甲制度逐步走向了消亡。     

山东抗日根据地“双拥”工作探究

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双拥”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民众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紧密联系,在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中共军队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军为此不断“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在严峻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的“双拥”工作成为中共与日伪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推行“双拥”工作的过程中,党政军民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影响了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和壮大。有鉴于此,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双拥”工作进行调整和完善,要求根据地的八路军深入群众、尊重根据地政府,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则通过战前动员、战后保障以消弭民众的忧虑,从而构建了党政军民“责任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加强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

本文认为 ,《西域土地人物略》是现存少数记述明代西域史地的历史文献之一 ,其所证地域最广 ,可信程度甚高 ,并反映了当时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但目前两种通行本不仅文字讹误歧异处甚多 ,而且体例亦不相同 ,学者不知所从。得其祖本嘉靖《陕西通志》本 ,通行本中的讹误歧异即可厘清。至其作者 ,当非汉人或穆斯林 ;作时当在宣德十年 ( 14 35)甚至成化十年 ( 14 74 )之后。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生的选派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生的选派是留学教育全面恢复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内驱力源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为留学教育的恢复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此次选派不仅促进了高教改革、科研创新,而且摸索出一整套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选拔办法和管理体制,开启和引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留学时代.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Australia and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s of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BSTRACT

Humanitarian diplomacy has always been a crucial element of humanitarianism, however it is now becoming a more prominent element of states’ foreign policies. It holds many attractions and much promise. It provides states with a way of expressing important qu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empathy and solidarity and can also enhance a state’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provide valuable means for building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is can in turn can be conducive to a state’s broader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erils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humanitarian diplomacy into a state’s foreign policy. It can generate ambiguity and even conflict within a state’s diplomatic endeavours due to tensions between humanitarian and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In exploring these issues it is usefu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humanitarianism as diplomac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se issues in relations to Australia’s diplomacy. It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actively engaged in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humanitarianism as diplomacy. Whilst the two are often complementary, there are area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 tension and even at odds.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but also for its capacity to undertake genuine and effective humanitarian 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