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村落间仪式性馈赠及交往的变迁——以京西黑龙关庙会为例

基于多次对北京房山区河套沟地区的的黑龙关庙会及其村落的田野调查所得,文章着重关注社会变迁对多村落间交往模式的影响。作为地区中心型庙会,黑龙关庙会由多村落联合举办,其在"河套沟"文化空间及景观的仪式建构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文章从横向/纵向情境、竞争性/非竞争性、表达性/工具性三个维度对"走会"与"献会"进行区隔,希冀借此对"河套沟"内部间及外部村落的交往模式和结构进行透析。在此基础上,对"仪式性馈赠"的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探讨作为一种"仪式性馈赠"机制,它们对传统村落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的凝结以及区域社会中地方认同感的缔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伴随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的进程,在这样一种结构化的交往模式及交换体系中,是什么使得它在其发生的场域中依然呈现出结构化的功能特征。     

清代名医欣澹庵

淮安市金湖县东南,有一个叫闵家桥的集镇,过去有一个叫欣家沟头的大庄子。那是一个普通的开有护庄园沟的村落,住有十几户姓欣的人家。清代,就是在这个小村落里,诞生了江淮地区中医名家欣澹庵。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在乡村产业萧条、内部呈现"空心化"的背景下,旅游开发成为我国众多传统村落谋求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村落作为独特的遗产地,旅游开发不但要助力于村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活力构建,还需要为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支持.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域内的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为案例研究地,以"活力"理论为基础,在梳理分析文化活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探测文化活力的内在结构,进而设计相应的测量量表,得出研究结论,最后提出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提高地方文化活力的建议,旨在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湖北:民间传说故事多

伍家沟村,座落在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的深山峻岭中。这里“九沟十八洼,一百单八岔,岔岔有人家”。全村216户,分散在17个居民点,散处于沟、洼、梁、岔之间,交通极不便利,是一个半封闭的山村,高山松柏,沟底梯田,村民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刀耕火种的旧式农家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远的村落里却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伍家沟已发现民间故事近2000多个,民歌1000余首。已录音故事带近百盒,收集民歌800余首。现在,已出版《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两集、70万字,出版《伍家沟村民间歌谣集》一集、380首民歌,另有第三本故事集已完稿、30…     

市长公开电话:通向和谐西宁的平台

本文探讨了"市长公开电话"的社会功能,并对其在和谐社会秩序形成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建议.     

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及困境——以济南冷水沟村为例

百余年来的华北乡村研究,已经形成一套惯用话语体系。长时段视野下村落传统的形成与变迁的梳理、经验与理论的互证表明,冷水沟村借助优势传统和地近省城的便利,与外部市场联系不断增强,村落个性日趋鲜明,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既往研究却常常批评其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现代性主导下的乡村研究,形成了一套惯用话语体系,切割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地域性、连续性与整体性,误解甚至曲解村落历史与村落性质。要解决现代性话语困境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要从长时段视野下考察,重视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凸显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机制

调解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传统中国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形式。基层乡里社会组织根据自身的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宗族、村落组织的整体利益而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行为,在维护本组织和本地域秩序的同时,也维护了整个国家统治秩序的实现。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主客之间:乡村地区外来常住者的群体特性与日常交往研究——以鲁中中郝峪村为例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不仅应当关注当地村民,还应关注村落中出现的一些新兴群体,如在旅游村落中出现的外来常住者。在鲁中中郝峪村,外来常住者作为旅游村落的"异质性"存在,长期"栖居"在村落中,与当地村民交往频繁,形成新型的邻里关系,成为村落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外来常住者既非村民,又非游客,是介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类中介"人群。由于长期在村居住,他们将自己的个人认同嵌入当地社会关系中,使得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显现,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透过外来常住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可以看出,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一直处于良好的、深刻的互动之中,形成了新型的乡村社会秩序。     

新书推荐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探索

正以《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为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饱含孙庆忠教授团队的心血。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驻村60余日进行参与式调研。他们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采访了百余位村民和县镇村干部,为古枣园、传统村落存留了2000余幅珍贵的影像图片和100多万字的口述资料。经当地民众和外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落正从历史深处慢慢苏醒;拥有数百棵千年枣树的泥河沟村,这个多年依赖返销粮     

以教育为契机的社区营造 “仓东计划”文化遗产保育实践

<正>近年来村落的"开发模式",似乎总逃不脱被圈起来收门票的命运,村民也总在这些开发中被动地配合,无论是旅游从业者还是村民,都在这样的大潮中逐渐形成一种既定的思维——"保护与利用"就是利用文化遗产来创造经济利益。然而,有些村落的开发者无视当地居民及其原本的生活方式,浓郁的商业气息破坏了社区内原有的生活气息,失却本土文化味。这些项目都把目光放在"如何吸引游客"和"如何利益最大化"上,亦有人用香港     

仪式实践与榉村的社会整合

滇西汉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世系结构、祖先信仰、自然崇拜等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方式。宗族内部秩序的整合依靠祖先认同所产生的内聚力来实现,并通过宗族祭祀仪式表达出来;村落共同体秩序的整合则依靠村民的集体信仰,这也是建立村落地域认同的关键因素。对村落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助力。     

合与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乡村家族共同体探析

近代东北乡村地区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随着"结婚成家",在横向上有着姻亲的扩展,在纵向有着家族的扩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延伸,又有着一些宗族的关联。由于诸多因素,在清末,东北乡村家庭多倾向于"合"的趋向,村落形成了一些大家庭。但到了民国,大家庭又转向"分"的发展,形成若干个中小规模家庭。但无论分与合,基于血缘因素,都有家族"和"的纽结。由于开发短暂、地域流动频繁,与关内相比,东北地区还远未形成多少大的家族或宗族势力。于是乡村就变成了以家族为主体的血缘,以姻亲为主体的地缘,以及以雇佣群体"外来户"为主体的业缘等多层次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家族通过"合"力,在力求家族内部的维系和秩序合理化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政权,由族权向政权的渗透,乡村也就形成了以一定的家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网络。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海南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

本文立足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阐述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产业兴旺"共融互促关系,分析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路径,希望为找到一条适合全域旅游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文化传承的传统村落保护之路提供参考建议.     

试论明代小说中文人纵欲之风

有明一代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朝代,伴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瓦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明代的文人们所关注的已然不再是家国天下,而是个体感性生命存在的点点滴滴。他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放纵个体感性自然的欲望,彰显个体感性生命存在的价值,这在其时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村落语境、民众情感与地域认同——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习俗探讨

抬杠本是人们对于争吵或吵架等行为的一种称呼,但在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却成了一种相互辩诘的智力游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在长期而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抬杠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为某种形式的村落记忆,表达出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地域认同观念,并最终型塑了南下冶人的整体村落性格,进而在村落内外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标志性文化"。而这一习俗的产生、发展与式微,又是与南下冶村所处的整体村落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     

山西古村落——店头

<正>店头,位于太原市晋源区,村落傍风峪沟依山而建,紧邻古晋阳通往陕甘宁的交通要道。村落背山面水,分布面积约4.5万平方米。村内街巷纵横,基本保持了原有格局风貌。民居坐北朝南,呈明清建筑风格。院落为窑洞式四合院,窑洞石砌,或单层,或上下两层,下层窑洞多有暗道相通,洞中有水道、磨房、仓库等,结构独特,防御功能突出。     

试论渝西地区石龙门古村落形态特征

石龙门古村落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是从农耕社会中形成发展而来的传统村落。村落以陈氏家族的地主庄园为中心,由祠堂,学堂、跑马场、古道、古树等共同构成。不断扩张的庄园主体建筑、佃户住房和公共建筑物,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带有等级、自成一体的散居形式及完整的家族统治下的乡村社会生活体系,并由此形成"父子异居"、"子大分家而居"的风俗习惯,不仅具有渝西地区传统聚落的典型特征,还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地域特点。